东南地区最为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该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反映了商文化与吴越文化间的密切联系。分布于苏南、皖南一带的湖熟文化和吴越文化也有不少新发现，对这些文化的分期、文化构成和文化源流等问题，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西南地区在四川盆地发掘了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等多处青铜时代遗址，基本建立了成都平原从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序列。云贵高原的石寨山文化在此期间也发现了一大批墓葬，并在该文化的年代和类型等问题的认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西藏地区，通过对拉萨附近曲贡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一种年代可早到夏代晚期的青铜文化，该文化中青铜器的发现，使人们有必要重新估价西藏的文明进程，并进而探索青藏高原与西北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
    （五）中国城市起源及发展规律的探索
    城市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城市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城市布局及其变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欧洲城市的特质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城市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产物。我国考古学界从50年代中期便投入城市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近十年来，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陆续发现的一批距今5000-4000年间的重要遗迹，其中包括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供宗教祭祀使用的坛、庙、冢遗迹，这些重大发现不断在修正传统的认识，也为中国文明形成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史实。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起点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
    2.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都邑，该城继确定周长近7公里的城垣之后，又确定了范围更大的外郭南墙和西墙。这道外郭将过去认为是分布在城外的铸铜、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和若干墓地包围在内，使人们对商代都城的形制及功能布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偃师商城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座商代前期都城，根据文献记载，这座古城可能是汤都西亳，也可能是太甲曾居的桐宫。该城城内的南部从东北到西南分列有3座小城，其中被考古学家称作“宫城”的2号小城内有布局严整的5组宫殿，另二座小城内则排列着数十座如同军营府库的房屋。偃师商城的布局显然不同于郑州商城，具有浓郁的军事防御色彩，这对认识该城的性质以及商代都邑差别很有意义。商代后期都城安阳殷墟，历来是商代考古的重点，通过这些年的工作，发掘了建于殷墟早、中期之际以前的小屯东地凹字形殿基等大型宫殿基址，弄清了围绕宫殿宗庙区的起护卫防御作用的大壕沟，对王陵和其他贵族墓地的分布和范围也有更多的了解。此外，山西垣曲商城的发现与发掘，以及早年发掘的湖北盘龙城，对认识商王朝方国城市很有参考意义。
    3.周代诸侯国都城的考古，为进一步研究周代的营国制度奠定了基础。陕西凤翔县秦雍城遗址是秦国迁都咸阳以前的都城，通过多年的钻探和发掘，基本弄清了该城的城垣、宗庙、朝寝、陵园等重要遗迹的位置、范围和形制。山东滕州的薛国故城、西周时期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东周时期的山西侯马晋国新田故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河北邯郸赵国故城和安徽寿县楚寿春故城等都有新的发现。
    4.在秦都咸阳，考古工作者对其宫殿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咸阳城的布局形制进行了探讨。在西汉长安城，除了对未央宫、长乐宫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外，还发掘了未央宫的宫殿基址，出土数以万计的记录各地向中央进贡时系在物品上的骨制标签。
    秦汉的离宫和府库遗址，也有重要的发现。如河北北戴河金山嘴和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的秦汉行宫遗址，规模宏伟。又如陕西华阴汉京师仓遗址，建有仓城，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粮仓遗址。
    5.曹魏邺城在中国都城规划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邺城的勘测和发掘表明，该城为长方形，东西横街之北约1/2强的面积为宫苑衙署区，横街之南为里坊。出现了中阳门--止车门--端门--文昌殿（外朝前殿）的中轴大路。城西北隅“三合”的位置被重新确定。“三台”属巨大的台榭式建筑，具有军事防御性质。它和汉魏洛阳城西北隅的金墉三城以及城垣外侧的墩台（宋元时称为“马面”），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城市的历史特征是军事防御职能空前强化。邺南城是继北魏洛阳城之后重新规划的都城，其平面布局的勘探取得重要进展，并发掘了郭城南垣中央的朱明门遗址。邺城的考古成果是近年汉唐考古学的最重要收获。
    北魏洛阳城的勘察发现了外郭城的北垣、西垣和东垣的残段，探明了部分水道遗迹，发掘了建春门、太学、明堂遗址和永宁寺塔基。永宁寺的发掘调查，初步搞清了其伽蓝布局属于以一塔为中心的早期类型。这也是我国第一座比较完整的佛寺伽蓝考古的例证。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自50年代以来便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城市布局已基本勘察清楚。近年来主要是发掘了不同类型的城内遗迹。隋唐长安城内发掘了皇城含光门遗址、青龙寺遗址、西明寺部分殿堂遗址；大明宫内发掘了清思殿、三清殿、含元殿朝堂和含耀门遗址。长安城外的隋灞桥遗址、麟游隋仁寿宫（即唐九成宫）遗址、临潼唐华清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含光门址和隋仁寿宫址尤为重要。洛阳隋唐城发掘了皇城正门应天门遗址、宫城内武则天明堂遗址和九洲池附近的亭榭遗址、皇城内的衙署遗址以及洛河南岸的里坊遗迹。应天门址的发掘对研究隋唐门阙建筑的形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宋扬州城的范围和布局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87年开始对扬州唐宋城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勘察和发掘。首先勘测了子城和郭城城垣的范围，从文化层的堆积上确定了唐郭城约修建于9世纪。对郭城内的主干街道和河道遗迹也做了勘探，基本可以复原扬州的城市布局。其郭城内有南北坊间道路6条，东西坊间道路14条，形成东西5列、南北13排里坊。扬州城市布局不同于一般地方州府城市布局，子城偏处全城西北的蜀岗上，郭城在其南，类似东都洛阳。已发掘数处坊市内居住遗址，其中一处房址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皿，可能是邸店遗迹。这批瓷器的窑口包括晚唐最流行的长沙窑、越窑、定窑、耀州窑，还有进口的波斯蓝釉陶器、玻璃器等，充分证明扬州是一个贸易发达的商业城市，是9世纪的东亚国际贸易大港。
    两宋时期城市考古的工作主要有：河南开封的北宋汴梁内城和外郭城的勘测，浙江杭州的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和皇城前衙署遗迹的发掘，以及皇城范围的勘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