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文献虽有记载，但有些地段不很明确。海外遗物在各地点的发现，证明了不同历史时期交通线的变化。从长安到河西有南北两路：南路经扶风、天水、兰州至武威；北路经彬县、平凉、固原至武威。出敦煌或安西，在新疆境内分南、中、北三路西行，南路经若羌、于田、和田至喀什；中路经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至喀什；北路则自哈密，经吉木萨尔、伊宁西去。从河西至新疆是汉唐以来通西域的主要路线。
    北方草原路是从新疆哈密经内蒙古额济纳旗（汉居延）东至河套，沿北魏六镇，经山西大同（北魏之平城和辽金的西京）至朝阳（十六国之龙城，北魏、唐之营州）。这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很重要的交通线，特别是在北魏和辽的时期尤为繁荣，是沟通中亚、西亚乃至东北亚朝鲜等地的动脉。
    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不迟于陆路。广州、泉州、宁波（明州）和扬州是古代著名港口。广州是秦汉至近代经久不衰的外贸口岸，汉魏六朝以来，自广州北上取官路经英德、曲江，翻大庚岭，经赣州、九江至南京（建康）；或过骑田岭，经郴州（桂阳）、长沙（临湘）至江陵或鄂城。
    在这三条路沿线分别发现了由海外输入的镶嵌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焊堆掐丝工艺的多面金珠，镶嵌宝石、青金石和金刚石的戒指、项链等首饰，金银器、玻璃器、伊斯兰釉陶器、波斯锦和罗马、萨珊、阿拉伯的金银币等等。中国发现的这些海外遗物多出于有纪年的墓葬和塔基中，对于研究国外收藏的无明确年代的同类遗物是极好的比较资料。扶风法门寺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塔基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世界上年代确切的早期伊斯兰玻璃的标准器。
    西南方的中外交通路线考古也有重要发现。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口摩崖上发现的唐显庆三年（658年）《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阴刻楷书24行，残存220字左右，记载唐使王玄策率刘嘉宾、贺守一等出使天竺，历尽险阻，经“小杨同”过吉隆时的勒石记事。这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时所刻。这块碑刻证明了王玄策两次出使天竺皆取道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是极其重要的发现。
    （十）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
    最近十多年来，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历代碑志及简牍、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以往的发现。整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田野考古更加密切的结合，注意出土时的层位和组合关系，并且力求对各类资料，特别是文书档案和已佚古籍，进行比较彻底地整理，以便真实地恢复其原貌，进行系统研究。已出版的重要专著有《甲骨文合集》（13册）、《小屯南地甲骨》、《殷周金文集成》（18册）、《侯马盟书》、《包山楚简》、《睡虎地秦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土堆汉墓帛书》、《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吐鲁番出土文书》等。分省汇集的《新中国出土墓志》也已开始出版。
    在回顾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感到在学科发展中尚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考古学理论研究薄弱。由于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迟，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基础性研究主要是在解放后进行的。随着综合研究的逐步开展，理论性研究开始受到众多考古工作者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总的说来，有关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外考古学理论大量输入，如何评价这些理论，并从中汲取一些合理的成分，是考古学界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此外，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研究薄弱。这一情况如不改变，势必会影响到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2.边远地区考古亟待开展。目前，无论是史前考古学或历史考古学都是以黄河、长江流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力量配备较强，投入较多，使这些地区文化序列和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边远地区的发掘与研究，虽然比过去有所重视，但仍严重滞后，应予改变。
    3.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尽管已具备相当的基础，近年来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进步，但涉及面仍比较狭窄，理论建设和分支学科建设仍很薄弱，实验考古研究进展缓慢，大多局限于以遗物为研究对象，很少注意对复杂遗迹和人类行为的详细考察。这些已严重影响到学科的发展水平。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田野发掘方法亟待改进，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有待于提高。
    4.新石器考古学田野发掘整体水平尚需提高，特别要提倡多学科的合作及其综合研究，做到在发掘过程中更加全面地收集各种信息资料。在文化发展序列已基本建立的地区，提倡有计划地重点发掘，获取高质量的成果。边远地区则应加强基础性工作，争取尽快建立起文化发展序列，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展我国边远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古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要提倡从中国文明起源的高度去考虑中国史前考古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学术研究水平。
    5.夏商周及秦汉以后的历史考古学研究，都存在如何从考古资料出发、正确对待文献资料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问题。我们既要避免脱离文献、单纯分析考古资料的倾向，又要避免对考古资料未作认真研究，便轻率地联系个别文献，妄作主观臆测的倾向。同时，还要避免将研究局限于“解经”和“金石证史”的范围。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应发挥考古学对象的优势，利用考古学的方法，从新的角度提出和研究问题，与历史学的研究相辅相成，取得新成果。
    6.在古代城市的研究中，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开展较多，对地方城市遗址和聚落遗迹则注意较少，它们之间相互关系更缺乏研究。都城的研究又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田野工作多，城市的基本布局已清楚，对如何进一步深入发掘研究其城市的内涵，缺乏认识，使工作停滞不前；另一种是在城市基本布局不清的情况下，盲目发掘个别遗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致使遗址的保护工作都受到影响。这两种倾向均应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