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陵墓制度，既反映古代社会的礼仪和等级制度，也反映当时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憧憬和生前生活的追念。因此，古代陵墓的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的随葬品，多是我国珍贵的古代文化遗物。
    1.史前时期墓地的发掘研究，对建立各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了解各地区间的文化异同以及相互交流、影响等诸问题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显示出贫富分化等社会现象，对解决阶级的形成、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产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商代墓葬发掘和研究以商王朝后期的王都殷墟为主，发掘了妇好墓、郭家庄160号墓、戚家庄269号墓、西北冈传出司母戊鼎大墓及殷墟西区等地的大批墓葬。这些新发现的墓葬与殷墟先前发现的大型墓葬，证明了商代墓葬从王陵到平民墓葬的诸多等级的存在，在商代后期已形成了墓葬形制、棺椁结构和器物组合上差别明显的等级制度。
    3.周代墓葬在这期间发掘了一系列不同国别、不同年代的周人高级贵族墓地，例如陕西长安井叔墓地、宝鸡{j7j606.jpg}国墓地、山西曲沃晋国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等。这些墓地的墓葬有不少未经盗扰，棺椁、棺饰、葬玉及礼玉、青铜礼器等均保存得相当完整，基本反映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君一级的墓制情况。东周时期的墓葬最具典型性的是秦国三处君王陵国：一是甘肃礼县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时的秦陵，二是秦都雍城时的凤翔秦陵，三是秦都咸阳时的临潼芷阳秦陵。这些秦陵反映了秦国从诸侯到君王天下过程中陵墓的演变状况。
    4.秦汉时期的帝陵考古，最重要的是秦始皇陵前的俑坑和汉宣帝杜陵陵园的勘探与发掘，为认识秦汉帝陵陵园的布局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西汉前期的南越王墓是继中山靖王刘胜墓以后发掘的又一座未被盗掘的大型王墓，出土了玉衣、金印等上千件精美文件。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墓的调查及发掘，不仅发现了从西汉景帝开始的宛如地下宫城的巨大梁王及王室成员的崖墓，而且还发现了规模宏阔、保存较好的地上寝宫遗迹。其中的梁孝王墓是现已发现的最早最大的崖墓。这段时间或早些时候发掘的汉代诸侯王大型崖墓，还有徐州北洞山、小龟山的楚王墓，江苏神居山广陵王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河北定县中山王墓，长沙近郊长沙王室“黄肠题凑”墓。
    5.洛阳南蔡庄邙山南发现两片西晋墓地，推测其分别为晋武帝峻阳陵和晋文帝崇阳陵。北朝晚期的都城洛阳城与邺城西北的陵墓区内发掘了一批重要墓葬，包括洛阳市北郊冢头村北魏宣武帝景陵和河北磁县湾漳公元6世纪中期的一座大墓。后者出土资料尤为重要，砖筑单室，前有甬道和墓道，总长达52米。墓道两壁画神兽和仪仗，墓道地面上画莲花和忍冬纹图案，甬道上方画朱雀，墓室顶部绘天象图。色彩鲜艳，气势宏大，遗存壁画总面积达320余平方米；墓室中出土陶俑及其他遗物2000余件。推测其可能是北齐文宣帝武宁陵。这些发现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陵墓制度至关重要。此外，咸阳底张湾北周墓群、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大同南郊北魏墓地等项发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隋唐墓葬以西安唐昭陵陪葬墓和长安县南里王韦氏家族墓地的发掘较为重要。韦氏家族墓自1987年起发掘，墓地以唐中宗韦后之父韦玄贞与其妻崔氏合葬墓为中心，当时号此墓为荣先陵，陵西南列其诸子女之墓。其诸子墓皆前后双室砖结构，墓道墓室皆绘壁画，出土大量彩绘陶俑、三彩器、瓷器、金银玉器等，是研究唐代家族墓地的重要资料。咸阳还发现了唐武德四年（621年）贺若氏墓，墓室内有壁画，出土遗物有镶嵌宝石的金花冠、金篦、金耳坠等饰物，还有一枚东罗马查士丁尼二世（568-578年）的金币。
    辽墓也有重要发现，内蒙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契丹贵族“大少君”之子墓，年代为天赞二年（923年），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纪年墓。墓中壁画除墓主家居场景之外，还有西王母见汉武帝的画面。这是汉人的传统神话题材，竟出现于契丹人墓葬中，值得注意。比宝山墓略晚的是耶律羽之家族墓，耶律羽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同曾祖堂弟，官至太傅、东京宰相，葬于会同四年（941年）。墓中有壁画，随葬品丰富。墓地中排列30余座家族墓。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氏墓地（辽大安九年至金皇统四年，1093-1149年）是辽境内的汉人墓葬，与契丹人墓葬有所区别，形制更接近北宋的仿木建筑壁画墓，壁画绘制精美，保存完好，有出行、家居、煮茶、弈棋、散乐等图象，墓顶有28宿和黄道12宫的天象图。
    西藏洛扎县吉堆吐蕃墓地的调查取得重要收获。墓葬皆为夹石夯土建筑，封土为梯形覆斗状。墓群以一号墓为中心，该墓规模最大，墓前有七层石砌平台，两侧有积石祭祀坑，埋牛、马等牺牲。已发掘的一座墓随葬了马匹和马鞍。据推测吉多墓地为吐蕃贵族得乌穷家族墓，一号墓为得乌穷墓，年代为9世纪初，即赤松德赞在位期间，这一发现对吐蕃时期埋葬制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