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西汉中期取得独尊地位，其中既有儒学内部发展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学者进行探讨，本文想从士人与儒学发展的关系入手，封汉中期儒学发展做些粗浅探讨，敬请专家批评。
        一、士人儒家化过程
        从总体上说，具有知识技能的士人阶层形成与儒家学派形成于同一个时期，春秋时期的孔子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因此被儒家尊为创始人。由贵族等级中“士”转变为知识技能为基本属性的士阶层也大致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私学的兴起，而大规模办私学，招收学生不拘一格，提倡有教无类的也当首推孔子。士人阶层形成的时代正是周王朝衰落，礼崩乐坏，诸侯各自为政、争战不已的时代。士人的生活环境大为宽松，他们有条件也有机会对社会、自然等外部世界进行认识、探索和研究，再加上这种认识和研究没有任何外在的制约，于是形成许多学派，出现了百家发鸣的局面。秦统一全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严刑峻法，对思想文化严格控制，以至于焚书坑儒，把士人的主体部分推到了政权对立面，迫使大批士人逃亡各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农民纷纷相应，许多士人投身于农民起义军，与起义军联合起来推翻了秦王朝。汉政权建立，为了稳定统治，汉高祖刘邦下诏求贤，要求士人与政权合作，其诏书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朝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注：《汉书·高帝纪》。）政权公开下诏书求贤士入仕，固然是为了稳定统治，巩固政权，但客观上为士人参政创造了机会。士人参政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总结秦短命而亡的教训，稳定汉政权的统治，为此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声势颇大的反思思潮。反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巩固统治，使国家长治久安，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颜师古对“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的注释说：“言发迹虽殊，同归于治，但学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绪耳。”（注：《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谈通过总结得出的结论是各家所研究、争论的内容着重于如何巩固统治。而许多士人经过探索，认为要巩固统治，长治久安，必须接受秦严刑峻法，暴虐民众的教训，要德刑兼施，礼法并用，建立自上而下统治秩序，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置规范，辅之以教化。他们认为只有以儒学为主，吸收融合其他各家的有益成分，才能如此。因此，士人大量转向儒学，对儒学进行研究，在博收并蓄的基础上发展儒学，使儒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
        儒学本身是一个广大的思想体系，而在发展过程中，不间断地吸收其他学派思想学说的有益成份，其思想体系不断扩大，完善，而各家士人在儒家化过程中，也注意将儒家学说与自己的学说思想相互融合，于是许多士人的思想体系兼有多种思想成份，这与战国时期有很大不同，战国时期的士人比较崇尚个性，在思想学说上努力标新立异，而汉前期，士人注重现实，迎合社会和政治，注意吸收和融合，因此，士人在儒家化过程往往带有其他学派或思想学说的色彩。有些学者根据这个时期思想领域的特点，对当时士人进行重新界定，认为：“到了秦汉统一天下之后，儒家成为唯一的显学、其他各派乃不约而同地先后设法渗入儒家，藉儒服为掩护，以传播他们自己的学说。”（注：参阐沈刚伯：《秦汉的儒》，《沈刚伯先生文集》（上），（台）中央日报出版部民国七十一年版，第147-163页。）他们把当时士人分成几个类型，刑名化的儒家，纵横式的儒家，阴阳化的儒家、黄老化的儒家，杂家式的儒家。（注：参阐沈刚伯：《秦汉的儒》，《沈刚伯先生文集》（上），（台）中央日报出版部民国七十一年版，第147-163页。）总的说来，进入汉中期以后，儒学已取代各种学说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汉初，士人阶层一直活跃于各个领域，他们在探索政权长治久安，社会稳定进步，民众安居乐业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儒学，致使士人的主体部分开始逐步接受儒学的思想观念，并用以规范和改造社会，完成了士人主体的儒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