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庞德公其人
        宋范晔《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有《庞公传》（注：据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第1版。本文所引《晋书》、《三国志》、《宋书》、《隋书》、《新唐书》等“正史”，均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不另注。）。本传仅百余字，事迹略存梗概。据唐人李贤注，知本传多取材于东晋史家、襄阳人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注：本文除另有说明者外，《襄阳耆旧记》（简称《襄阳记》）均据《襄阳耆旧记校补》。“校补”本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3月第1版。）（以下简称《襄阳记》）。对传中有数处稍异于《襄阳记》而易引起困惑者，在此拟作推证、考订。
        《襄阳记》称“庞德公”，而《后汉书》作“庞公”。庞公之“公”，是范晔对其尊称抑或庞氏之单字名讳？《后汉书·逸民·庞公传》李贤注引《襄阳记》载：
        （司马）德操年小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故俗人遂谓庞公是德公名，非也。
        “俗人”，“心斋十种本”作“世谓”，疑《襄阳记》本为“世谓”，李贤注引讳改。凿齿叙事明白，庞氏之名为“德公”，“谓庞公是德公名”，本世俗传闻。
        梁沈约《宋书》卷68《武二王传论》称：“襄阳庞公谓刘表曰：‘若使周公与管、蔡处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岂有若斯之难’。夫天伦由子，共气分形，宠爱之分虽同，富贵之情则异也。追味尚长之言，以为太息！”这里所谓“尚长之言”，即庞德公答刘表语。若“德公”是庞氏之名，则“尚长”似为庞氏之字了。
        南朝宋、梁时期，范晔、沈约均见过习凿齿全本《襄阳记》，而《后汉书》以“庞公”二字立传，《宋书·武二王传论》仍呼庞尚长为“襄阳庞公”，似均难逃因循“世俗”之咎。
        《后汉书·逸民·庞公传》载：“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按《北堂书钞》卷158载《襄阳耆旧记》云：
        庞德公，襄阳人也，居涧水上，至死不入襄阳城[1]（第727页）。
        “涧水上”，《艺文类聚》卷63[2]（第1138页）、《太平御览》卷822[3]（第3664页）引《襄阳记》均作“沔水上”。“涧”、“沔”形近，疑《书钞》传抄致误。
        《后汉书》德公“居岘山之南”的记载，至唐代广为流传。诗仙李白《寄弄月溪吴山人》诗有云：“尝闻庞德公，家住洞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4]（第1766页）。襄阳诗人孟浩然《寻张五回夜园作》也说：“闻就庞公隐，称居近洞湖”[4]（第1650页）。洞湖，正在襄阳“岘山之南”，古籍中或作“洞湖”、“洄湖”。《文苑英华》卷791载襄阳作家皮日休《酒箴并序》，有云：“皮子……自戏曰‘醉士’，居襄阳之洞湖”。自注称：
        洞湖去襄阳南二十里，庞德公之旧隐也。《襄沔记》曰：“庞公居上洞，杨颙居下洞”[5]（第4184页）。
        《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称：“吴从政《襄沔记》三卷”。正是吴从政《襄沔记》将《后汉书》的“岘山之南”，具体化为襄阳城南20里的洞湖，并且确指庞德公的隐居是“上洞”，也就是洞湖的北岸。
        东汉末年岘山南面的洞湖，特别是“上洞”的情况如何？庞德公是否有可能在此隐居？值得探讨。《水经·沔水注》（注：本文所引《水经注》均据《水经注疏》本。此书北魏郦道远注，清末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照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所引诸条均见该书下册第2377页。）载：
        （襄阳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数十亩，长数里，广减百步，水色常绿。杨仪居上洄，杨颙居下洄，与蔡洲相对，在岘山南广昌里。
        杨仪，曾经担任过蜀丞相诸葛亮的长史，“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三国志》卷40有专传。杨仪是杨虑的弟弟，《襄阳记》称，杨虑“少有德行，为沔南冠冕”，“年十七而夭，门徒数百人，宗其德范，号为‘德行杨君’。”杨虑和他的弟弟杨仪“居上洄”，而“居下洄”（即洄湖南岸）的杨颙，《三国志》卷45《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则称之为“杨仪宗人也”。杨颙历任巴郡太守、丞相主簿，为“东曹属，典选举”。因此，以杨虑、杨仪兄弟为首的“沔南冠冕”，是一个书礼传家、聚居于岘南洄湖周边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族。和稍东蔡洲上以蔡瑁为首的蔡氏、稍南“习家池”以习桢为首习氏一样，都是各具文化传统、保留着不同家风的宗法集团（注：蔡氏、习氏宗亲问题可参拙文《蔡瑁及其亲族》，载谷川道雄编《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第145-153页。日本玄文社1987年2月出版；《习凿齿事迹丛书》，载《襄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三期第11-15页。）。很难设想，庞德公会离开自己的宗亲，挤到岘南洄湖北岸杨虑、杨仪的身边来“隐居”。
        据记载，吴从政是唐中宗景龙（公元707-709年）前后人，自号“栖闲子”。他汇集删改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荆沔地区的记载而成《襄沔记》（注：《直斋书录解题》宋陈振孙撰（“丛书集成”本）。该书卷8载：“《襄沔记》三卷。唐吴从政撰。删宗懔《荆楚岁时记》、盛宏之《荆州记》、邹闵甫《楚国先贤传》、习凿齿《襄阳耆旧记》、郭仲产《襄阳记》、鲍坚《南雍州记》，集成此书。其记襄汉事迹详矣。景龙中人，自号栖闲子”。）。推测《襄沔记》有关“庞公居上洞，杨颙居下洞”的记述，似为上引《水经·沔水注》“杨仪居上洄，杨颙居下洄”一语之删误。可见，张冠李戴、史实的错位，竟使盛唐以后的文人墨客受到戏弄！
        《襄阳记》说：庞德公“居沔水上，至死不入襄阳城”。“沔水上”作为地理概念，实在是过于泛泛了，而北魏郦道元的记载就很具体。《水经·沔水注》称：
        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汉之阴，在南白沙，故世谓是地为白沙曲矣。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岂待桂宅于千里，贡深心于永思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