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长时期内，苏联党和政府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党的领导人忘记了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困难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的思想。他们过于自信，为粉饰太平，往往凭想像来制定民族政策。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他们自信世界革命即将来临，届时一切民族的革命者都是国际主义者，彼此间已无边界可言，因而划分民族间的疆界，实质上已变得没有意义了。由于缺乏建设性的理论思考，对如何统一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问题，也不从理论上加以认真的研究，使之所制定的民族政策，自然就脱离了苏联的社会现实。当然，苏共领导人也不是没有看到各民族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注重的是怎样尽快消灭差异，而没有考虑到这种差异的存在，其本身也蕴含着某种价值。他们很少考虑对每个民族自身价值的尊重，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吸收，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和融合。在苏联时期，只要哪里出现民族问题，苏共领导人就将其视为政治问题，甚至给那些少数民族干部扣上“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帽子以严加惩处。结果，既挫伤了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戈尔巴乔夫曾说过，“民族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它是对改革的背后一击”。
    民族问题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在改革时代，各民族对改革的要求和目标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当局在制定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时深思熟虑。比如在处理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的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几个国家中的一些人早怀有独立之心。而那些政治精英们却迎合他们的心理，认为波罗的海三国的地位特殊，其民族文化更接近于西方，其文明程度比苏联其他民族高，因而让他们脱离苏联更合理。在这些政治精英们的推波助澜下，中央事实上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倾向没有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到了这几个国家的独立已成定局时，又慌忙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压服，结果弄巧成拙。是否允许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既是对苏共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一次检验，也是对苏联能否保持完整的一次真正的考验。事实证明，苏共的民族政策失败了。
    一些苏共领导和政治家们所奉行的是庸俗的国际主义。为了“尽快消灭民族间的差异”，他们常以最隐蔽的形式，将“庸俗的国际主义”塞入所制定的民族政策中，以便掩盖苏联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为解决民族问题，有的学者曾提供过好的理论建议，但是没有被他们采纳。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如此。他们说过，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彻底解决了。
    70年代，民族争端已经出现，但苏共领导依然认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苏联各民族的繁荣和接近已成为现实。197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了一个专门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组，其成员有卢基扬诺夫（Лукиянов）、库德里亚采夫（Кудряпев）、鲍文（Бобцн）、萨帕金（Сапакин）等。为解决国内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包括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以及高加索之间的奥塞梯问题，修宪工作组向政治局提出，将自治州改成自治共和国，直属中央管辖。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政治局认为，民族问题最好不要触动，不要轻易改变现存各州的法律地位和宪法结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近视的看法。1988年，阿亚之间为争夺纳卡州的归属而发生的流血冲突，就是苏共领导人长期掩盖民族矛盾酿成的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即1981年，苏联当局曾作过一次解决民族矛盾的尝试。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准备二十六大政治报告时，有人建议在党中央委员会下新设立一个民族政策部，在部长会议下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到了政治局成员的一致反对。直到80年代末，这一建议才被接受。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变化很小。1982年，安德罗波夫在为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承认，“不能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已解决了”，“我们应及时解决民族问题”，否则，“这些民族矛盾将会激化”。然而，契尔年科在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却又老调重弹，说什么“苏联的民族矛盾已经解决了”。曾参与苏共二十六大新党纲有关民族问题起草的学者别切列夫（Печенев）出版了一部着作。其中说，戈尔巴乔夫当时负责新党纲的起草工作，他反对把“灵活地处理民族问题”的提法写入党纲。因此在苏共二十六大会议上，有关民族问题的提法仍然是，“民族问题在苏联已成功解决了；从理论上说，苏联是各民族新的共同体”。有的学者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在现实中，苏联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几步。比如，民族之间文化水平的接近，社会主义理想的一致；为国家的富强而自豪的爱国主义情感。但这些仅仅是缩小民族间差异的开始，而相互间在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上的认同感尚有很大差距。有的学者指出，苏联时期的党和政府在文化建设上做了不少事，其成就是明显的。比如，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每1万居民中，受高等教育、 获副博士以上学位者的比例，大大高于俄罗斯族的比例。但是苏共在宣传解决民族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时，主要突出的是领先于世界的航空航天事业和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认为这是苏联建成民族共同体的体现。而有关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民族属性上存在的明显差异，则说得很少。
    还有一个在理论上不成熟的问题，即苏联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缺陷。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其中承认各民族有权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但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联存在的69年里，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能脱离出去。怎样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它们行使各自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的。
    二、地方少数民族精英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在苏联时期，中央政府在培养少数民族精英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时的民族工作方针之一是，尽量使地方上的各级领导民族化。根据这一方针，无论是地方高校或中央高校，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都予以优惠。比如，入学分数线低，也可以进入莫斯科大学。其次，苏联共产党在各加盟共和国都设立了中央委员会，虽然它们隶属于苏共中央，执行苏共中央决议，但是在其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却是土生土长的，只是他们要经苏共中央的任命。
    在各加盟共和国掌权的头面人物都是该共和国里的主要民族的成员。然而，他们一旦掌权后，就很少照顾本共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当这些少数民族中有人写信向苏共中央控告他们存在民族主义倾向时，苏共中央有时不仅不予处理，反而劝说写信的人服从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领导，甚至袒护他们，以致助长了这些民族精英们的分离主义倾向，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因此，当苏共中央权力削弱，联盟面临解体时，这些民族精英们便从后台走到前台，公开地进行分裂苏联的活动。80年代末，苏联的民族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些精英们只要提出一个所谓的民族独立纲领，几乎不需付出什么代价，即可成为本共和国的“民族英雄”。比如，只要站出来公开说，“我们是哈萨克斯坦人”、“我们是乌克兰人”、“我们是格鲁吉亚人”、“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会有人跟着他们跑，就会得到本共和国内的多数人的拥护。
    苏联的解体，最主要的力量是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正是这些地方少数民族的精英们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恰恰是莫斯科培养起来的。而且，他们还是党的工作者，是党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是既得利益者。比如，现在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原先是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现在是该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是苏共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现在又成为该共和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当过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总之，现在的各共和国领导人，以前都是地方上的官僚，后来大多成了分裂苏联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80年代改革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苏联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很小。它们希望自主地发展和决定本共和国内的经济及行政事务。但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束缚了它们的手脚。这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学者们一般比较重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改革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形势对苏联解体的影响，认为是这种形势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确实，1985年进行改革时，当局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对“改革”的概念也不清楚。起初，有人提出，改革是为了“重建人道的社会主义”；接着又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后来有人便改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原则，提出了“脱离社会主义模式”，“恢复民主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
    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央权力机构在没有制订保障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的情况下，便推行了价格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政策。由于改革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目标，使得经济日益滑坡，特别是从1989年起，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危机，加剧了政治局势的动荡。
    在政治改革方面，当局更是随心所欲。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政治核心，它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也是国家的组织原则。共产党领导一切，党中央决定着各级政府、苏维埃和社会团体的一切活动，影响着民众的社会生活。然而，在1990年2月， 戈尔巴乔夫竟不考虑上述情况，轻率地同意删去宪法第六条，宣布放弃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接受多党制。这个口子一开，立即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1991年，叶利钦又下令解散俄罗斯共产党，停止共产党在武装部队和各级政权机关的活动。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丧失，苏联解体的命运就注定了。加之当时的经济形势的恶化，银行信贷系统被破坏，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联盟解体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四、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个人因素
    我认为，个人因素对苏联的解体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对此也不能忽视。在苏联解体中，我们的“领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就叶利钦来说，他促进了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主权化、自治化的突变。1990年8月，叶利钦在鞑靼斯坦人举行的集会上说，俄罗斯可以和鞑靼签订协议，鞑靼斯坦可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也可以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当时，叶利钦正处于同戈尔巴乔夫矛盾尖锐的时候。他们俩人的矛盾，加大了当时的苏联中央领导内部的分歧，破坏了苏联局势的稳定，给1991年的“（八一九）政变”提供了条件。
    许多学者得出结论：1991年12月，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三人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而是从法律角度把已发生的事情确定下来。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协议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我同意这样的意见：当时只有签署《别洛韦日协议》，除此，没有别的出路。当然，如果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更慎重一些，也许苏联的解体不会这么快就发生。在苏联的废墟上成立独联体是考虑不周的。
    最后，简要谈一点苏联解体的后果。俄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很重视。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对俄罗斯族的影响最大。俄罗斯族在苏联是最大的民族，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被撕裂了。目前，有17%（约2500万人）的俄罗斯族人分散在俄罗斯之外的国家，成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的“外国少数民族”。其中，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有1150万，在哈萨克斯坦有630余万，在白俄罗斯有110万，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有300万，在拉脱维亚有100万，爱沙尼亚50万。这些国家的当局有的推行反俄罗斯人政策，使俄罗斯族人在住房、就业、子女受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由于这些国家的法律将本国的主要民族的语言定为官方语言，所以俄罗斯族人在公开场合就不能使用俄语。这样，他们及其子女即失去了很多工作或从事教育或受教育的机会。目前，除俄罗斯人外，独联体内的国家讲俄语的人越来越少，因而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俄罗斯族人的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以至有些人成了难民。为了生计，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到俄罗斯。对此，俄罗斯的许多党派在其纲领中都要求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关心在国外生活的俄罗斯族人。
    受苏联解体影响最深的第二个问题是，俄国的领土面积大大缩小，事实上已退回到了彼得大帝前的时代，与17世纪俄国的领土面积相当。相应地，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也大大削弱，迫使它在当今的世界重新定位。实际上，俄国已被西方国家挤压到了欧洲一隅，即欧洲东北部地带。特别是东欧国家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这就使俄罗斯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比如，俄国通往西方的战略要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不冻港，目前已分属好几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就是在南斯拉夫联盟的科索沃问题上，俄联邦政府没有采纳俄议会内的一些党派要求向南联盟提供军事援助，而极力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政治谈判，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国采取遏制、排挤的目的达到了，俄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被动摇了。它已由原先世界上的大国、强国，降为目前欧洲的弱国、二流国家了。美国的战略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曾经建议美国政府，竭力阻挡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重新与俄罗斯结成联邦，首先应制造各种矛盾，让俄罗斯与乌克兰长期对立。布热津斯基的这一建议正在俄、乌之间变成现实。
    最后应特别指出，苏联解体后，对原先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民族等诸多问题的解决，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