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理由有三。其一，从近处说，我们中国人的现代抉择，既直接渊源于这场革命，又从俄国革命那里继承了经过过滤的法国革命理念。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悲喜录，总夹杂着法国旋律。其二，放开一点讲，社会主义实践史中凸显的观念，就其法国革命的底色而言，也要求我们对道德理想国的理论建构与实现可能，作严肃的论评。其三，历史的大视野所显现的“现代性”困局，更需要我们对促生“现代性”的法国大革命，加以检讨。
    1、从互斥的两种评价说起
    法国大革命发生至今，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个公众认同的评价，赞成与反对，积极与消极，突兀并立。
    虽然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理论与政治行动相叠合的社会进程，但是，从分析的角度说，这场革命有其各具独立性的观念发生史与行动演变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场革命的具体发生，因其人物、事件等偶然性因素，使得革命行动的产生，具有更多意义的偶然性，因而，对其评价，也就有较大的主观性，甚至随意性。譬如，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罗伯斯比尔、丹东或圣鞠斯特，那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今人也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罗伯斯比尔的铁血恐怖政策，尤其是他与丹东在政策上的分歧，法国大革命似乎会温和很多？相对而言，一场革命的观念导因与精神积累，就来得久远、深厚得多。法国大革命与启蒙哲学的血脉相通，与卢梭游离启蒙精神的理想构思的直接接榫，更易促使那些深深革命源流的人们去反思，而这，正构成一部法国大革命自有承传的观念史。
    以法国人的观念自陈为轴心，法国革命的观念史，大致有英国脉络和德俄谱系。就法国人的革命精神累积而言，内部即呈分歧之象，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英国倾向，使得他们的社会改革取向，与卢梭的道德理想主义，渐行渐远，终于蕴生出两种社会模式。而由卢梭引导精神走向的法国大革命，甫一付诸政治行动，尤其是引致大规模的政治恐怖时，英国人的反应，便本能式地反对。还在革命刚刚发生不久，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德·柏克即撰写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就基本上敲定了英国人评价法国大革命的音准。尊重既有制度成就的社会改良，便与打破现成格局的激进革命，分水而流。直至本世纪七十年代，所谓修正派史学，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上，也大致取这一立场，这种论评，既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念作了消极反应；又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发生，作了负面的回应，以致这场革命的必要性或理由都难存在了。英美关于极权主义民主的言述，甚至就直接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言述之中。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则是法国人自己表现出的“英国式”评价的代表。
    但是，德、俄的反应迥然不同。德国古典哲学家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壮丽的日出”。他们的权利哲学、自由理论，与法国大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紧紧地勾联在一起，而渊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将德国古典哲学头脚倒置，但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礼赞，则是一脉相承。而其政治理想的表达，更在其中寻找到了原型。移植马克思主义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列宁，更是认定“雅各宾派的榜样”“现在还没有过时”。以至于论者直接将“布尔什维克派”与“雅各宾派”直接类比。
    德、俄的主流是赞成革命的，英国的取向则是反对革命的。这两种互斥的评价，首先当然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政治理念，尤其是针对这场革命的直接民主尝试、多数暴政选择，延宕至今，这种互斥评价，更渗透入哲学理念的反思之中。“现代性”批判的兴起，使法国大革命的启蒙预设、理性构想、革命陈述，均面临解构命运。而同时，基于历史具体事件的辨析，“以法国革命理解法国革命”的同情性吁求，也日占上风。
    一直是相互排斥、但又一直是并立而行的评价，促使我们反省法国大革命的深层意蕴。
    2、革命的连环结
    解读法国大革命的分歧，源于法国大革命这一“文本”的高度复杂性。这场革命，连环式地套着数个“现代死结”：哲学上的理性诉求与浪漫意绪难以并立地突张着，理想观上的道德理念与政治抉择夸张地对峙着，而政治上的大众民主与代议制度矛盾地并行着，文化上的发展需求与复古愿望交叠生导着，生活上的禁欲主义与奢糜享乐瞩目地并存着。
    这是“现代性”问题集中地、第一次体现于一场社会政治革命过程之中，这正是在刻画出“现代”轮廓的四次革命中，法国革命更形重要的原因。英国革命，以其渐进而就的“自然性”并未给“现代”带来重大的震荡。美国革命则以其独立问题的优先性、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原因、“建国”的妥协性、是“运用”革命理念而非“原创”革命等因素，也不如精神先行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震撼力。俄国革命则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变种。
    革命观念，或者说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势必投射到为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目标而展开的革命行动之中。法国革命的观念冲突，第一次完整地凸显了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柏克由此阐发了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理念；伏尔泰，孟德斯鸠表达了自由主义式民主的观念；卢梭提出了激进的大众民主主张，而卢梭的继承者更有整体革命的理论。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将“现代”革命的复杂面相呈现了出来。
    首先，“现代”革命不同于传统革命的感性诉求（“不平则鸣”，“揭竿而起”），它在精神意向上已经非常明确。一方面，哲学理性主义提供给革命整体筹划的思路，使得“革命”变为全盘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哲学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敏感，对原始人性的美好追忆，又促使人们向往纯朴自然，抵抗布尔乔亚情调。法国启蒙哲学的主流贡献了前者，而从启蒙哲学分流而出的卢梭主张后者。但是，两个方面似乎两柄利刃，雕刻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塑像。而直接充任革命领袖的罗伯斯庇尔则可以说是以后者为目的，以前者为手段。
    其次，不同于传统革命，“现代”革命的道德主张虽然仍旧是革命的主调，但是，政治抉择的重要性，已经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传统革命仅以其道德理想（如“均贫富”），就可以获得人们的尊敬或认同，而“现代”革命则还必须以其政治安排，来为革命注入影响其成败、制约其历史定位的稳定的制度力量。革命已经不再是单纯道德冲动的产物。
    再次，区别于传统革命疏于制度建构，以“轮流坐庄”就可以持续激发革命动力的状况，“现代”革命既要激发大众参与，但同时又要以某种程序安排来安顿各种政治力量。“公意”重视的是前者，但其区别于“众意”的指向，已经有将思考重心移向后者的迹象，而法国大革命在建构稳定制度上的努力与革命恐怖的并存，证明了“现代革命”的稳定制度建构（代议制、程序化民主），是一件难度远大于“起而革命”的事情。
    第四，与传统革命相异，“现代”革命的文化取向是一种发展的取向。而且，这种发展具有目标明确、筹划周密、可以理性计算的特点。它不像传统革命那样，在文化期待上，要么流于朦胧展望的“乌托邦”，要么失于一心复古的机械重复祈求。但是，发展仍然是一种预期，“预期”不如“既有”的心理可靠性强。卢梭景仰纯朴，又疑惧伴随发展而来的繁荣，同时他又呼唤“革命”，这显影了“现代”革命的文化矛盾。
    最后，“现代”革命凸显的理想与现实，幻想与际遇的矛盾，明显强于传统革命。传统革命的目标是朴素的，就是为了过好日子。仅仅这样的朴素目标，就可以作为社会动员的方式。因此，介入革命的大众可以容忍、甚至羡慕领袖的奢华生活，但是，“现代”革命要求领袖人物必须是理想主义的，因而生活上必须是禁欲主义的。这就决定了个人与公共矛盾的张力必是凸出出来。丹东作为革命的牺牲，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连环结，使我们不能简单否定或片面肯定它。
    3、革命：正当性与成败基准
    就一次社会大革命本身而言，它的发生，就说明了自有它发生的正当性依据。但是，评断革命的正当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发生学问题。其革命理念的累积与影响的连续、革命的成果，都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判断其成败的基本标准。从而，在革命的类型学意义上，对其进行评价。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前者是事件审视，是近距离看革命，是同情地看革命；后者是结果追究，是远距离看革命，是批评地看革命。因而，前者讲继承，后者为超越。前者重辩护，后者取批判。
    历史地看，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史，应当说有两条必须同等重视的线索。
    其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线索，这条线索上，自然有法国当时的经济利益冲突、阶级之间的紧张之类的“前史”。但是，更主要的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1792-1794年的革命恐怖，尤其是判处路易十六和丹东死刑的事件。革命恐怖的扩大化，自然是革命领袖的过失。但是，以攻占巴士底狱和处死路易十六而言，现代西方学界，尤其是法国学界认为是完全必要的：巴黎民众本是到巴士底狱外请愿，但守卫士兵却开枪相对！人民的生命权受到威胁，哪里还能期望改良。而路易十六本是法国民众、甚至学者们改革的寄托对象。但是，握有权力的国王却逃出巴黎，与革命对立，“自作孽不可活”。在革命的临界点上，控制局面的主动权一向推在权势者手里，但权势者总是不愿意让度些微既得利益，与人民妥协，他们总是对历史作出迟钝的反应，直到成为革命对象。
    其二，是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史线索。从现代化的源流上看，法国依然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国家。英国这样的“原生”现代国家，是法国可以参照的榜样。因此，像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力引荐英国的现代哲学观念和政治理念。但是，后发现代国家因此而有观念上的压抑感，同时，由于“原生”榜样的典型性，使得后发国家的同样改革，面临自觉抉择与社会自发进程之间的紧张。因此，社会动员又变得重要起来。但是，源自英国历史自然进程的权利哲学和代议制度，以及更深层的经验理性，与法国的需求，又有脱节之感。这样，伏尔泰等人的倡议，就不如卢梭的主张有力：诉诸别人，不如反求诸己。主动的、全面的革命，就成为最有号召力的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哲学理念，就比“生命、财产、自由”的政治要求，更有感染力，洛克的经验理性进路，自然也就比不上笛卡尔的在“白板”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吸引力。
    但是，辩证地看，在发生上具有正当性的革命，却保证不了它在延续性上或类型意义上的合理性。换言之，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不是革命达致目标、获得成功的守护神。从这个角度讲，为革命辩护，就不如为革命“更化”紧要。
    革命“更化”的问题，就是一个“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的问题。适度的革命暴力，是革命的有限过程的必须。但是，在摧毁了漠视人民权利、自置于革命对象位置的权势者之后，如何建构起足以扞卫人民权利的稳定制度，就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倘仍旧死陷在“革命”的洞穴假象之中，以“不断革命”来满足一种心理上、道德上的激情需求，那么，革命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一方面，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另一场断送革命的历史活动因此展开。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手里的续演，其历史结局就是明证。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判断法国大革命成败的轴心问题。这比“现代性”反思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信念、启蒙内蕴的追索，更为重要。这是一个“政治现代性”问题。但是，革命领袖没有能够引导法国人民在革命中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理想，主要是因为没有明确革命的限度。关键症结，是没有找出达到政治理想的政治制度。一言以蔽之，失之于未能“更化”。
    “自由、平等、博爱”源自人的天性。法国大革命赋予其现代性品格。但是，在“现代”条件下，即在大型社会、复杂结构的当代世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则必须完成法国大革命未竟的四重转换，才有可能。
    其一，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革命中的“人民”，是指与革命对立的少数“敌人”之外的大多数人。革命后如果仍然以笼统因而势必抽象的人民作为政治轴心，那就不清楚保护谁、打击谁，也就不清楚人民如何可以直接当家做主人。只有将人民定位为公民，人民的自由诉求才可能有法治化保障。蜕去“人民”的神圣色彩，广大公民才能成为权利主体。
    其二，从自由意志向政治自由的过渡。自由意志是观念形态的。一个在社会上受奴役的人，在意志上可能是自由的。一个假个人意志自由的人，可以以自由为名奴役别人，如法国革命名人罗兰夫人所讲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但政治自由是制度形态的，它以“免于……”为陈述方式，以限制权力为基本取向，以规范政治生活为大致目标，以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为扞卫对象。这是一种真实的观念与行动自由。
    其三，从平等诉求向制度轨制的滑动。平等可以是绝对的，即不论任何条件差异，人人均感觉受到平等对待。平等也可以是相对的，即在机会公平的情况下，达到“维齐非齐”的平等。法国大革命倾向于前者，而由制度保障的相对平等侧重于后者。
    其四，从博爱渴望向社会宽容的迁移。“博爱”的理想状态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是，这种理想落实为现实，只能达到“合理利己即是利他”的状态。理解他人的价值取向，尊重他人的生活选择，容忍法律限度内他人的心灵积习，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和谐生活、免于敌视的条件。
    4、在革命的临界点上
    革命的正当性深植于其发生史，革命的成功，则端赖于制度化的努力。这都是在革命的既存事实上的分析。但是，从革命的临界点上看，问题又不同。
    “革命的临界点”，即革命已经具有了发生的一切观念与行动条件，但即将发生却又尚未发生之际。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在1780年代，倘若国王路易十六统治集团识大体，明趋势，而愿意坐下来与人民妥协，权力与权利的衡平机制，不是不可能建立的，那么，1789年的革命也就消逝在临界点上了。因此，革命的临界点是对一个危机时刻的形容：权力体系和既有轨制到了危险边缘。权势者改弦更张，则化解危机；权势者作茧自缚，则可能丧权失命，爆发基于“人的权利”的革命行动。可以说，革命是危机的产物，但是，危机又并不必然导致革命。关键在于，权势者能否以尊重人民权利为导向，化解革命危机，走向理性政治、制度化的轨道。
    一方面，人民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权利的正当性，这是不证自明的。另一方面，率领革命的导师与领袖，也当明确革命发生之后“更化”的重要性，不能以新的不妥协累积不断革命，导致“革命灾变”，发生革命发动者被革命的“革命悖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