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特点形成的原因
        那么，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呢？
        一是国民党政府与新疆的渊源不深。虽说国民党方面在新疆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28年6月新疆都督杨增新又通电拥护国民政府，但国民党实际控制新疆时间，只能从1944年8月赶走盛世才算起。新疆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宗教情况较为复杂的地区，20世纪4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因新疆问题进入较为敏感的时期。对新疆问题缺乏深入了解与体验的国民党当局，驾驭这种十分复杂的新疆局势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它所制定的新疆政策，也就每每不仅与新疆实际情况脱节，而且还有背民意。如蒋介石认为让吴忠信出任新疆省主席可以安抚新疆民众与苏联（注：吴忠信：《主新日记》[M]（未刊复印件），1944年8月14日；黄建华：《吴忠信辞职及其原因》[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但事实上吴忠信不但招致新疆人民的不满，而且苏联也视吴忠信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为“反苏集团”，（注：吴忠信：《主新日记》[M]（未刊复印件），1945年2月26日。）使本已相当激化的新疆内外部矛盾更加激化。再如，国民党政府认为让麦斯武德充当新疆省主席可以压制联合省政府中的三区革命方面的力量，它可以坐收鹬蚌相争、扬此抑彼的功效，可事实上麦斯武德的出任，不仅导致新疆联合省政府的实际夭折，而且这个著名的泛突厥主义分子还丧心病狂地走上分裂新疆的不归路，以至于连收留他多年的国民党政府也不能容忍下去，只得将他撤换。
        二是国民党政府本质上所具有的反动性，决定了它在制定或调整新疆政策时，不是从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完全出于维护党派的私利--保持在新疆的专制独裁统治。所以它的新疆政策也就过多地受到外部形势的干扰，表现得急功近利、朝令夕改，缺乏在推行政策过程中应当保持的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也正是由于新疆政策中体现出的反人民的本质，所以它的新疆政策推行的结果，每每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另外国民党政府带有相当专制性的新疆政策决策机制，也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堵塞了下情上达渠道的畅通，失去了不少对新疆政策进行微调的机会，只有到了它的新疆政策形成梗阻、引起巨大社会动荡时，才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调整，而新的政策调整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因此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也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动荡--调整--调整--动荡之中。
        三是新疆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也促进了新疆政策特点的形成。说到底，新疆政策是国民党政府整个国内政策在新疆的延伸，但新疆毕竟是中国的一个边远省份，民族和宗教情况复杂，又与苏联等国接壤，保持政局稳定就成为国民党政府处理新疆问题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国民党政府在新疆推行它的政策时，不能不顾及到新疆的特殊的地理环境而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如新疆军费从1945年起，完全归由中央财政负担（注：吴忠信：《主新日记》[M]，1945年3月9日。），允许新疆单独发行自己的货币，规定法币与新（疆）币保持5比1的兑换率（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C]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A]，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12～813页。），准许新（疆）币汇往内地购货（注：张治中：《我的真实的解答和严正劝告》（1946年10月26日）[A]，见张治中《七十回忆录》[M]（附录）。），从1947年7月起新疆全省一律免除所有税半年、农牧税1年，成为当时中国惟一一个免除税收半年到一年的省份（注：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459页。）。但这些政策的实行多半是全国性的政策在新疆行不通，不得不加以变通的。但变通后的政策并没有使新疆各族人民得到多少好处，不过是加强了新疆政策中的欺骗性：新疆军费由中央政府负担，可中央政府基本上以纸币偿付，结果是“徒藉增加纸币以资应用”而“本身无物”（注：吴忠信：《主新日记》[M]，1945年4月10日）。免税半年或一年，是靠制造通货膨胀维持新疆的军政开支。新疆政策理论上增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分，也不过是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名，而行专制独裁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