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政治的特点是以神权塑造君权，自高祖刘邦以神权神化君权以后，追究天人关系就成了汉人不容回避和简单化的问题。考察西汉前期的政治（下限至汉武帝即位），我们以为，在其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同时也是关注天人学说的流派主要有三家，这三家分别是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和儒家学派。鉴于以往人们对这一问题缺少足够的认识，本文打算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黄老之学及其天人观
           黄老学说是西汉前期的政治思想主流，其构成包括老学和黄学两个方面，“道”是其理论的支撑点，“刑名”是其学说的表征。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之前，人们主要是依据老庄之学来谈论黄老学说，因而导致一些学者对司马迁提出疑问和责难，认为他在《史记》中将道家人物与法家人物合传不妥。现在真相大白了，黄学是老子学说在战国后期的发展，除了发微老学外，还尚刑名，并对法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司马迁指出：“申子之学（法家学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指出：韩非“喜刑事名法术之学，而其旧本于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黄学发生在战国，其上限应迟于老学产生的年代。黄学是老学在新形势下的延展，将“黄”冠于“老”前，表明到了战国后期黄学的势力大增，成为了老子以后道家学派中最重要的流派。
           考察历史，黄老学说在汉初成为主导思想应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楚地是老学的故乡，也是黄学的故乡。龙晦先生曾指出：《黄帝四经》的写作者是楚人，并且“生长于淮楚之乡”[1]。刘邦起兵于丰沛，丰沛之地旧属淮楚，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刘邦及其政治集团很容易认同黄老学说；其二，刘邦得天下以后，西汉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沿袭秦制，法家与道家在文化上精神上的相通，使黄老学说在与其他学说的斗争中有更为深厚的基础；其三，黄老帛书认为，黄帝是统一天下的圣王[2]。如《十六经·立命》云：“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黄宗”即指黄帝，可与“能为天下宗”互训。所谓“方四面”，帛书整理小组注：“意谓黄帝前后左右皆有面目以通以于其心。”《尸子》云：“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谓之四面。”但“方”有“并”之意，可引申为兼并、统一。《说文》释“方”时说：“并船也，像两舟省总关形。”《十六经·果童》云：“黄帝（问四）辅曰：惟余一人，兼有天下。”因此，“方四面”就是把四面八方统一起来。这种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对经受了秦末战乱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淮南子·修务训》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西汉取代暴秦以后，需要大一统的理论支持，而黄老学说对大一统的张扬恰好契合了汉人的心理。这样，由尊崇黄帝到笃信黄老术，黄帝便成了西汉大一统的象征。
            从另一个层面看，黄老学说对大一统的张扬又是从“道”入手的，“道”作为其学说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其天人学说的基础。在追究天人关系的过程中，黄老学说对“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道”论刑名，讲治乱之理，将其重点落实在人的方面；其二是以“道”追究宇宙本原，重点关注天的变化形式。这两者间的对应便构成了天人关系中的两个方面。《经法·道法》云：“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刑名。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殹，无执殹，无处也，无为殹，无私殹。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正矣。”《尹文子·大道上》云：“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刘向《别录》亦云：“刑名者，循名以责实。”据此，“刑名”即“形名”。“刑”指形体或实体；“名”则指名称和言论。“虚无有”是讲“道”的生成状态。“道生法”（《经法·道法》），道是法的依据，更是黄老学说刑名观的根本。“见正道循理”，“循名究理之所之”（《经法·名理》），经过这样的转换，难以名状的“道”不但包容在现实政治之中，解释着万物的生成，而且还探究着宇宙的本原，阐释着天与人的关系。《道原》云：“恒先之初，迵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迵同”就是洞同、混同。《淮南子·诠言训》云：“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太虚”指“虚无有”，是讲道的浑沌状态。道同为一，存在于一切之中，实际上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即道是万物之本，对天人关系的追究应该从“道”入手。所以《十六经·观》云：“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十六经·果童》又云：“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干，地有恒常。合□□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阴有阳。”
           黄老学说对天的认识是二元的，当它承认“道”的物质性时，这时的天是指自然运行之理，如《经法·国次》云：“天地无私，四时不息。”《经法·论约》云：“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日月星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当“道”处于神秘不可知的状态时，这时的天是指天命。如《十六经·立命》云：“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惟余一人□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数日，历月，计岁，以当日月之行。允地广裕，吾类天大明。吾畏天爱地亲（民），□无命，执虚信。”“类天”是指师法于天，“畏天”则讲天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经法·亡论》云：“凡犯禁绝理，天诛必至。”又云：“天降二殃。”这就告诉我们，黄老学说的天人观是以天的二元性为前提的。进而言之，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是黄老学说追究天人关系时表达的两个层面。《经法·道法》云：“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这里的天虽指自然之天，但它又是以天的意志性来阐述天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人事的发现首先应关注天的动静，故《经法·六分》云：“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而有天下矣。”承认自然之天的崇高性说穿了是天的不可知性在起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人们认知客观规律的能力有限，因此很容易把自然之天与意志之天拧结在一起。事实上，从与自然之天相对应的“天道”、“天当”、“天极”、“天刑”、“天功”、“天诛”等概念中，也可以看到黄老帛书中所说的“天”与天的意志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种天同时存在于黄老学说之中，使其天人学说在其传达中表现出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的两种意象，这似乎表明黄老学说的天人观是自相矛盾的，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这两种天的质是不等的。尽管自然之天代表着当时认知能力，然而这一认知能力的表达又是以承认天的意志性为前提的。这样，意志之天作为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实际上已经接纳了自然之天的内容。因此，天人相分关注的重点虽然是现实政治，但就深层而言，它又是把天的意志性视为最高原则的。
           汉初的黄老学说以具有神秘意味的黄帝为宗，本身就说明了黄老学说的天人观是建筑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春秋战国以降，神学政治对帝王系谱（神话传说中的先帝，具有神的品质）的发明，使黄帝成了大一统的象征，这几个方面的混融便使黄老学说的天人观格外地受到汉初统治者的青睐。当然也应该看到，天的二元性使黄老学说的天人观在为神权政治服务方面具有不彻底性，所以汉初统治者倚重黄老学说之时，同时也在向其他学说寻求天人理论上的支持，以为其神权政治鸣锣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