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阴阳五行学说的天人观
            诸子时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甚微，乃至于《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都不提阴阳五行学派。但到了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开始把它放到显要的位置上加以论述，可知阴阳五行学说到了汉初才成为显学。阴阳五行学说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如梁启超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稀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3]这一观点将阴阳五行说产生的时间下移到战国后期虽然偏颇，但指出阴阳五行说分别由阴阳和五行这两个部分构成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它们合流的基础是什么呢？
            这里，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阴阳讲天地万物，重点放在天的方面；五行讲万物的构成，重点放在地的方面。两者间的互补性使阴阳与五行有着合流的基础；其二，阴阳说与五行说在各自的发展中均受到宗教神学的支配，传达出天人合一或直言天命的意象。阴阳说的经典是《周易》，阴阳这两种符号是其演绎宇宙生成方式的基本构件，它的内容涉及到祭祀、战争、生活、婚姻、天灾等方面。《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可分为六类，其中五类与吉凶相关[4]，并以告天的形式安排人事。这就告诉我们，《周易》的阴阳学说重在发挥天人合一的观念。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史官史伯对郑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史伯以“和同”论五行，“和”就是“合”。《国语·郑语》又云：“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乐记》云：“和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何谓“五常”？司马彪注《庄子·天运》“天有六极五常”时说：“六极，谓上下四方。五常，谓五行。”五行相合的对象是天，传达的意象是天人合一。
           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合流是在扬弃之中实现的，它发生在宗教神学危机的背景下。《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春秋以降，神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旧有的宗教神学秩序处于崩溃之中，在无法摆脱宗教神学的前提下，阴阳五行说的提出实际上带有挽救宗教危机的性质。在如何挽救方面，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为阴阳五行说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为照顾到改朝换代的事实，它巧妙地提出新型的天人关系即历史循环论，以天人合一的形式继续以宗教神学为神权政治张目。这一理论受到了秦汉统治者的欢迎，成为他们推行神权政治的理论基础。
           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核心是天人学说，其基本主张是以德配天，在遵循天的意志的原则下，提出了时间概念，以此来强调历史的循环性。留给我们的思考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阴阳五行理论为什么会得到西汉统治者的赞许呢？它的文化条件又是什么呢？追究其原因，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其一，汉人没有文化传统，在承天立命方面，他们无法通过追溯先祖的业绩，像三代那样建立先祖与帝（天）的关系。这样，要证明政权的得来与承天受命相关，他们就需要一种新的天人理论来为其政治服务，在这中间，“五德终始说”恰好能满足他们的这一文化需求。所以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蔽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至于说汉为尧之后[5]，那是后人所造，不足以训；其二，汉初的统治思想是黄老学说。黄老学说在发展过程中有对阴阳家学说的吸取，如黄老帛书《经法·明理》中的“道者，神明之原也”一语，就直接取自《鬼谷子·本经阴符》。又如黄老学说讲天命时则与阴阳五行说极为相似，甚至这两种学说都十分推崇黄帝[6]，都在以黄帝来作为追究天人关系的依据。由于这两种学说互不排斥，甚至是互相兼容，而且阴阳五行说在张扬宗教神学方面比黄老学说更彻底。这样，在宗教神学信仰的年代，当黄老学说成为统治思想的时候，阴阳五行说于此同时亦得到了生存的空间；其三，汉初在野的最大学术势力是儒学[7]，儒学与阴阳五行说亦互不排斥，如司马迁为孟子、荀子立传时曾论及到邹衍，乃至顾颉刚认为：“我很疑驺（邹）衍亦儒家。他的学说归本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此其一。《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适之先生以为完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360页），此其二。《史记》以他与孟子、荀卿合传，此其三。西汉儒者如董仲舒、刘向等的学说与他极相像，此其四。”[8]顾颉刚的论述很有道理，先不论邹衍是不是儒家，起码可以说邹衍的学说在当时有很大的市场与儒家的传播相关。当时，儒学虽不是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但汉初的统治者对它的发展是持默许和支持的态度的；其四，阴阳五行说受到西汉统治者的重视还表现在对秦文化的继承方面。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史记》《汉书》在“讲到各种汉代制度，从经济政治以至文化学术，必首标汉袭秦制”[9]。秦时阴阳五行说盛行，史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封禅书》）。汉人继续奉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毫不掩饰利用秦人现成的宗教神学的企图，故又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同上）。
           上述四个方面是邹衍五德终始说在西汉大炽的基本原因，其总背景是在宗教神学的环境中完成的。西汉统治者对阴阳五行说的耐心与热情说得透彻些，就是对阴阳五行说的天人理论的关怀。就汉初的现况而言，可以说没有一种天人能够像五德终始说那样更能昭示神权政治的精髓，因而它受到了西汉统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