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秋战国文献的时间记载情况，通过司马迁的两段文字，我们对孔子的改进会有些认识。在编写六国史事时，由于秦火造成的史料缺乏，司马迁主要依据《秦记》编撰。但《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的情况，使司马迁处于了无奈境地。而写到春秋史事，司马迁不仅有《左传》可参用，更有具权威性的《春秋》作依据。这一功劳，司马迁归之于孔子，他由衷地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史记·三代世表序》）就此可见，这种先年后时、月、日的记时规定，即使不是孔子首创，也是由孔子通过删订《春秋》最后固定下来的。据王国维考证：“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观堂集林》卷一《洛诰解》）孔子将这一成例改过来，更符合人们的叙事习惯，故杜予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春秋左传集解序》）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标年以首事”之记时方式的最后确定，与私人治史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只有脱离开刻板记录的具体政务工作后，史家才能从疏通知远的宏观层面，去回顾和思考人类自身活动的轨迹，从而注意其发展过程，而过程是要有时间做坐标的。坐标可起“纪远近，别异同”的作用，因此，用“表年以首事”的记时方式，更有利于史家在较开阔的跨度上对历史做审视与总结。这一方式，是史家比之于史官更乐于采取的。孔子改定之，与其作为思想家欲借史经世的治史目的，与其以布衣身份自由撰史的方便条件都是吻合的，因此可以认定孔子是编年体例的最后确定者。
    第二，贯穿了进化的历史观。
    顺着“纪远近，别异国”的思路，孔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分期和时代损益的认识，将我国的治史活动，推进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层面。下面，我们对此加以讨论。
    孔子对历史的分期，可从《礼记·礼运》及《论语·为政》中得其梗概。在《礼运》篇中，他将古代社会划分为“大同”与“小康”两大段。“大同”的特点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显然是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无私有、无阶级的和睦局面；“小康”时代的特点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是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显然指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产生阶级，社会充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局面。这种划分，是从社会财富的所有形式考虑，从经济现象引起的社会矛盾总结其特点，其认识显然带有唯物的性质，我国历代史家重视对经济活动的考察，显然受到了孔子的影响，而孔子这一正确的思路，又将我国史学研究引入了科学的路途。
    进入阶级社会后，反映阶级矛盾的各种政治斗争，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些政治斗争的深层原因，依然是社会财富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象征财产所有权的，则是以礼乐征伐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大权。故孔子划分西周到春秋的分期标志，便是礼乐征伐之行使权。他首先将这段历史区分为“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两大段，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种王权下落、政权转移的情况，正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情况。它是个漫长而激烈变动的时代，经历了不同层次上的夺权斗争，故孔子又将进入“天下无道”后分作三段看：“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同上）这种概括，除了以掌权为标志外，还以时间长短作为辅助说明，抓住了划分时代的实质特点与主要风貌。
    能将历史看作是一条发展的长河，并对此作分段认识，是孔子历史观的正确处；而进一步揭示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各段之间存在着继承、批判、创新的“损益”关系，则是孔子历史观的深刻处。
    孔子的“损益”观，是针对礼仪制度的发展情况提出的。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共同体行动，即在部落、氏族、家庭公社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规范接受等级制度的划分，亦具有了鲜明的等级内涵，发展为以身份和等级差别为主要原则的礼。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正是这种文明社会的产物，它是个广义的概念，概括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孔子十分重视礼的作用，认为它是治国的大经，具有整齐万民的作用。他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坊记》）因此，他对礼的性质与发展便有深入的研究，他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夏造，殷因。”（《礼记·礼器》）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几段话，基本勾勒出孔子对三代之礼的性质与发展情况的认识，即三代之礼均为社会制度与生活习俗的规范、性质是一样的；其发展情况是夏代初建，商代相因，周代兴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继承、创新的损益关系，对此，在回答子张的询问中有具体阐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此段话重点在阐发“因”与“损益”的关系。“因”指因袭，即继承；“损益”指批判继承，即对原有基础的不适应部分，通过批判加以减损废弃，而不是全盘变换，故其中包括着对保留部分的继承；“益”指创新，即指适应新情况所做的新设置，增入的新内容。这种损益的结果，是使礼制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成熟，体现了历史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存在一条进化的规律，而进化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这一认识，孔子有多处说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大传》）“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些话，均从微观到宏观的角度，体现了其进化的历史观。
    孔子正是依据这样的历史观，从疏通知远的角度，将零散的古代文献用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分门别类整理出《六经》来的，实际上是从宏观上对历史发展做了一次回顾与审视，其中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探讨，反映了史家从学术层次所进行的理论研究。这一点，也是局限于刻板的录史工作的史官所做不到的。那么，私人治史形式对史家的解放，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解放，是历史观的解放。而进步的历史观，又将史学活动推向了科学的领域，这也应看作是私人治史方式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