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20世纪的中国史学，除了传统史学的余绪，前半期主要是新历史考据学派独领风骚，后半期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前后半期之间，是新历史考据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势力消长的时期，在史学格局上则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的互换。造成这种格局变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局变动是一个重要的外因，而不同学派史家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态度也与政局变动相互交织，成为促成变动的一个重要内因。政局变动影响了很多史家的学术命运，学界对此多有论及①。本文试以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民国时期：“我们”与“他们”
    顾颉刚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场关于古史的讨论中崭露头角的，随着《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他的《自序》也风靡一时，甚至远播海外，从而一举奠定了他的史学地位。从此，以科学方法考辨古史、为重建中国古史建立可靠的史料基础就成为顾颉刚一生的学术追求。从顾颉刚后来提出的关于古史研究的设想来看，他的规划规模庞大，范围甚广，终其一生也不能全部实现，所以他总觉得时间的紧迫，总强调分工合作的必要，希望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完成神圣的学术事业。这就使他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古史考辨之外的其他领域和问题。
    其实，20世纪20年代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步时期，而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宣传唯物史观的一方重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李大钊更是胡适和顾颉刚的同事。此前胡适与李大钊曾有“问题与主义”之辩，胡适反对空谈“主义”，主张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来寻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李大钊则强调“主义”兼具理想与实用的特点，布尔什维主义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的差异，而胡适对科学方法与实证目标的追求与李大钊对理论阐释的重视则暗示了两种不同取向的史学道路。胡适对李大钊宣传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唯物史观不感兴趣，这种态度或许影响了顾颉刚。顾颉刚此时交往和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胡适和钱玄同等人，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如何用科学方法考辨古史，从仅有的几封顾颉刚写给李大钊的信中看，他们的交流仅限于一般公事，而鲜少学术和思想的交流。1923年，顾颉刚与郑振铎、周予同等人发起成立朴社，其最初发起人中并无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背景之人②。此后纵有范文澜加入，但那时的范文澜乃是一个经学家而非马克思主义史家。
    不过，若说顾颉刚对时代潮流毫无感知也并非事实。1925年底，他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说道：“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所以要是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发生了学问上的关系，我们也当然和他们接近。……我们所怕的只在材料的不完备，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实的事实；至于政治的变迁原是外界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③显然，他感受到了风靡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及南方国共合作后的政治风潮，不过他把这些思潮视为一种“政见与道德主张”，而非“学问”。自有了早年参加社会党而失望退党的教训后，他就开始与政治保持距离，致力于从学术改造社会。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划清了他和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界限。虽然他说假如他们之间“发生了学问上的关系，我们也当然和他们接近”，但那不过是“假如”而已，因为他始终无法认同“他们”的做法为“学问”，当然也就无法“发生学问上的关系”而相互“接近”。另一方面，他明确反对“道一风同的观念”，认为它“在学问上则决是个蟊贼。它的弊害，是使人只会崇拜几个偶像，而决不会自去寻求，得到真实的见解。”④这说明，他虽然划清了“我们”与“他们”，但基于学术平等的理念，对“他们”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此时的“我们”与“他们”，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的分歧大于学术分歧，顾颉刚似乎还未将唯物史观与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相提并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性质诸问题的论战。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成长的一个重要契机。奇怪的是，当时已是学界主流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却对参与这些论战兴趣不大。胡适批评“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了几个抽象的名词在那里变戏法”⑤，而顾颉刚则明确宣布：“这几年中社会史的论战，颉刚个人从没有参加过”，因为他觉得“我的性情学力既偏近于审查史料方面，就不必超越了本职来谈各种社会的制度”⑥。但是，唯物史观的传播毕竟已蔚为风潮，顾颉刚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所以他先是在1931年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表示“我何尝不想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等等，走在建设的路上”⑦，继而又在1933年的《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宣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认为古史辨和唯物史观各有适用的学术领域和追求的学术目标，二者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可在“分工”原则下“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⑧1935年，可能是因为有些“诋斥”让顾颉刚觉得“简直是不该接受的”，所以他又为自己辩解道：“我自视只是全部古史工作中的某一部分的一员，并不曾想夺取别人的领导权而指挥全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应有的一部分，决没有废弃的道理；如果这一部分废弃了，无论是研究考古学或唯物史观的，也必然感到不便。”⑨
    从这些辩解不难看出，顾颉刚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愿轻易改变既有立场。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他提出了“分工合作论”，将“考证事实”作为自己应承担的学术分工，而将“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视为唯物史观的学术重心。不同的史家应按照自己的分工，各尽其力而“以其所得相辅助”，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建设可信的中国古史。他认为古史建设的次第应当是先打破伪古史，后建设真古史，先考证事实，后建构历史，而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即“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考证事实”偏重于“破坏”，“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偏重于“建设”。他并不反对“建设”：“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⑩审查史料与研究社会史“这两方面正当相辅相成，而不当对垒交攻以减少彼此工作的效力。”(11)这说明，在顾颉刚的观念里，他和唯物史观并没有史学目标上的“根本歧异”，有的只是学术分工的不同，所以他才会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相较于此前仅将其视为“政见与道德主张”有了很大变化。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在这一时期有意识地用“我们”与“他们”来划分自己与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学术边界。1930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始有机会看到《古史辨》第一册，他虽然对胡适和顾颉刚表示了肯定与赞赏，但却明确表示自己和他们在治学上“嗜好不同”(12)。胡适他们重“整理”，而他所说的“我们”则重“批判”：“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清算过往社会”，以满足我们对“未来社会的待望”(13)。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史取向的明确宣示。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与“他们”的界限不独为新历史考据学派所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同样如此。不过，郭沫若毕竟还是承认了“整理”是“批判”的“必经一步”，亦即承认了“整理”的价值。这为两派后来的沟通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顾颉刚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不约而同地用“我们”与“他们”来划分彼此的学术边界呢？显然，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史学道路不同于对方，并且坚信自己的史学理念。今天来看，他们对学术边界的划分实际上是在探索中国史学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和道路，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追求的是以科学方法与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的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理论阐释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这两种范式都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为前提，都以建立“新史学”为最高目标，但他们所理解的“新史学”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大不相同。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致力于“摧毁儒家史学传统对于经验有效性的至关重要的论断。尽管他们的工作为此后的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证明的历史研究模式，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并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急需的理论。”它为“新史学”的创造提供了“一个理论出发点”(14)。不过，这一时期正是这两种史学范式的酝酿与创建时期，两派史家关注的重点在于各自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尚无暇他顾。所以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与价值，但却缺乏实质交流和主动合作。
    值得玩味的还有顾颉刚表示“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时所说的那句“他人我不知”。他所说的“他人”应当是指胡适和傅斯年等人，“不知”实际上是隐晦地表达了他们在如何对待唯物史观和创建科学史学范式等问题上的分歧。多年以后，顾颉刚说：“我不反对唯物史观和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胡适是反对唯物史观的，一九三零年他《胡适文选》序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所以他看到后更不高兴，以后的交往就越来越少，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15)而顾颉刚与傅斯年的分歧，主要表现为提高与普及的道路之争。傅斯年发愿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的办法是培养少数精英人才以与欧洲争胜，走的是史语所式的精英化道路。顾颉刚不赞成这种办法，他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累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16)显然，他所谓的普及，重在扩展学术基础，培养大批学术人才，期待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而不单是与外人争胜。所以，顾颉刚注重办学术刊物、组学术团体、育青年学生，走的是普及化道路。精英化道路与普及化道路的分歧实质上是如何创建科学史学范式的方式之争，也是造成傅斯年与顾颉刚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顾颉刚虽然声称“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基于学术分工的“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他此后的史学研究领域主要还是集中于古史考辨，而鲜少涉及所谓的“古代思想及制度”，他的交游范围也主要是那些以考辨古史见长的同道中人，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很少有来往。1932年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列举了一份名单，大概是他认为当时在各个史学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范围涉及考古、社会史、通史、宗教史、民族史、言语史、交通史、近代史、民俗史等，其中只有郭沫若在社会史专家名单中出现(17)。1935年，顾颉刚就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其聘任人员中鲜有马克思主义史家(18)。1936年5月，禹贡学会成立，选举出的第一届理事和职员中没有一人有唯物史观背景(19)。1937年12月，顾颉刚始因编纂通俗读物之事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谢觉哉、彭加伦来往，“八路军方面人来，使予一诧。……然民众教育惟彼方能识之，亦惟彼方敢为之也。”(20)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成立，顾颉刚任大会主席，当选为常务理事，它的组织架构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身影。在此前后，顾颉刚才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有实际交往。比如，虽然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留心郭沫若的著述，但他与郭在1941年才得以在合作抗战的大氛围中有了实质性的交流。而直到1944年5月，顾颉刚“始识翦伯赞、吴泽”，“伯赞与予初交而作深谈”。6月，“始识侯外庐。夏，应邀与彼等讨论《学府》杂志事”(21)。这时的顾颉刚如日中天，处于史学界的中心和领袖地位。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虽然声势日壮，但仍居边缘。他们之间的交流合作并不算多，而且在学术上基本是各行其道。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可以称之为“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