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价值观的冲突与调和
    从民国时期的“敬而远之”到新中国时期的“融而不入”，划出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态度的演变轨迹，也凸显出新历史考据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学术理念上的根本分歧。作为分歧的焦点，史学价值观的异趣是形成包括顾颉刚在内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基本态度的重要内因，而这种异趣集中表现在对学与用的认识差异上。
    众所周知，胡适等人倡导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主张以学问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这种史学价值观以求真为史学的第一要义，不主张甚至反对致用，故以学、用分割为特点。在治史范围上，他们主要集中于古史考订。在治史方法上，他们强调科学的考据和事实的确定，不注重甚至反对进行历史解释，以史料优先于史观。作为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健将，顾颉刚是这种史学价值观的有力倡导者。
    早在民国三年至六年，顾颉刚就在思考学与用的问题。最初他认为学问是指导人生的，但后来认识到“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52)他反对“把应用看做一切的学问的标准”，“科学的应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它“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见的真理也愈积愈多，要去寻应用的材料也日益便利，这就是无用之用。”(53)所以他宣称：“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这是他的“基本信念”(54)。
    与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开始就与时局变迁紧密相连，并抱有为中国社会寻求历史前途的使命感。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的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亦即学与用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学的目的不只是求知，更重要的是致用，人们应当以学到的知识和历史规律来指导现实的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只是手段和阶段性目的，用才是最终目的。这是他们的史学价值观与新历史考据学派异趣之处，而这种异趣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治学取向。新历史考据学派始终无法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为先、注重阐释的治史取向，除了批评他们只会搬弄一些新名词而缺乏精密考证的功夫之外，还质疑他们会为了学术之外的目的而扭曲学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外国理论之履，损害学术的独立性；而马克思主义史家则对新历史考据学派孜孜于古史考订大为不满，认为这种埋头于故纸堆的“象牙塔”式治史取向除了玩物丧志，无助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与民族。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学术鸿沟，使他们只能对彼此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他们弥合鸿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为抗日救亡，史学界的治学取向整体上出现了由“考古”向“考今”的转变(55)。一贯强调学以致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自不必说，就连一贯标榜“为学问而学问”的新历史考据学派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治学态度，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其中顾颉刚的表现尤为突出。他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同情心均甚强”(56)的史学家。“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型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57)这是顾颉刚不同于其他新历史考据学派史家的重要特点。从“九一八”事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永远占据了我的心”(58)。无论是创建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发行通俗读物，还是创办禹贡学会和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禹贡》半月刊和《边疆周刊》，顾颉刚都出其平生所学，四处奔走，动员民众，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救国之责(59)。这时的他，早将学以致用视为当然之事。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史学价值观的一次重大调整。
    不过，顾颉刚所说的“用”是以学术为本位的(60)，他的“事业心”是要建设一个“学术社会”，这在他是有思想基础的。早在1920年，他就指出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是改造中国的两个重要手段(61)。1926年，他提出“要造成了一个学术社会而去共同讨究”(62)，1929年他进一步解释了“学术社会”的设想：“在这个学术社会中，不但要创建中国向来极缺乏的自然科学，还要把中国向来号称材料最富研究最深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在内)和语言文字之学重新建设过。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63)显然，他希望通过知识思想的“彻底改革”，将获得的新知识新思想推广到全社会，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64)，推进未竟的启蒙事业，使国家和民族获得内在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就是他设想的学术救国之路。当然，建设“学术社会”非一己之力可以胜任，顾颉刚总希望携手同道、培养青年，与他一起努力，故他特别重视学术普及。他希望“这个态度如果像浪花般渐渐地扩大出去，可以影响于它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那么国家“自然渐渐地显现光明而有获救的希望了！”(65)
    当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调整史学价值观、逐渐重视学以致用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则进一步强调了史学在民族解放和政治建设中的作用。翦伯赞说：“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66)这种看法代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集体价值取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取向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毛泽东。他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将历史知识放在与“革命理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谈话中，他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定位，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倡导的以史学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价值取向，顾颉刚是认同的，所以他才会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有了交往与交流。但是，他却不能认同以史学服务于政治，这与他的学术理念格格不入。顾颉刚一直在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经学过度追求政治与道德目的，而使学术本身受到扭曲，所以他坚决反对“通经致用”、“以史明道”等学术观念。虽然乱世治学的艰难使他知道“要做事便不能和政治脱离关系”(67)，但他之入政界、商界，用意乃在争取和改善治学做事的条件和环境，目的仍在建设学术社会的理想。他无法改变既有的学术信念，所以他虽然和郭沫若等有了交往与交流，却并没有实质性合作。由此可以看出，顾颉刚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强调史学之用，但用的重点、方式、目标却不尽相同。这使得他们之间的鸿沟虽然有所缩小，却未能弥合。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讲话，指出了史学界的六个转向，认为史学是推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播、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工具”。范文澜随后强调了“重点在‘转向’两字”，要求“把郭老指示的六条中每条的前半段在史学会成立以后完全去掉，另外把吴老指示的四条全部实现”。很清楚，“为人民服务”就是新中国史学的基本价值观，所有的史家都被要求接受和遵守这个价值规范。这个新中国史学界的盛会，顾颉刚依然未获邀请，失落的他特意将1951年9月28日《大公报·史学周刊》第38期上发表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剪报，粘贴在1951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68)。此举是否别有深意？我们不得而知。
    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原有的史学价值观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1950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反省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他打算“把责任心严格配合智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69)不过，此时他仍想以“技术的优越感”对抗“政治的优越感”(70)，固守“分工合作论”。这说明顾颉刚虽然在向“为人民服务”的史学价值观靠拢，但仍不愿轻易放弃原有的史学价值观。不过，形势的发展迫使他做出更大的调整。1958年，他在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检讨说：“我所受的毒素，以‘分工论’为最甚”，认识到“政治是必须理会的，是非是必须辨明的，立场是必须转变的”，此后“要以政治思想为统帅”(71)。1959年，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大会的发言中进一步宣称：“一切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科学研究者应当先红后专；只有红透专深，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只要坚决服从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只要加强改造自己，否定我过去的人生观，端正我的治学方法，并争取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提高我的理论水平，通过劳动实践，转变立场，我就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我就真的返老返童了。”(72)至此，以自我否定为特点的史学价值观调整终告完成，顾颉刚也获得了“融入”新中国史学阵营的资格。
    但是，公开的告白并不意味着内心的悦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顾颉刚“唯一的目的是研究学问”，“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73)但领导的不信任、学术的不受尊重、不断的运动检讨批判，使他痛苦不堪，颇有“垂老之年犹仰人鼻息以自活”(74)的感叹。他不愿放弃学术自尊与自信，当有人斥其《浪口村随笔》为“落后至于三百年前之物”，他力辩道：“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予愿足矣，即万千人斥我以落后，亦甘受之矣。”(75)他抱怨自己“政治待遇受得太厚”而“学术待遇却是受得太薄”，“如何可使厚者薄而薄者厚？这便是解除我的症结的一个大问题。”(76)他曾在各种公开场合谈到他和尹达的矛盾，还痛陈历史所行政工作之积弊，“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77)。因为在他看来，“学术机关只有一项任务，就是供给研究某种学问的人以研究上的种种便利，此外一切非所当问”(78)。他没想到“范文澜、尹达、郑振铎等对予之一副面目，令予不能耐”，“此真天外飞来之横祸，以予之热心学术，尽心教育，而共产党不能用，或用之不以其道，可谓自毁长城。”(79)1966年7月，他在《读〈尚书〉笔记》第六册《序》中表露了政治与业务“求两全而不得”的痛苦(80)，这种欲得而不可得、欲弃而不能弃的痛苦，就是他心态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他的“融而不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尹达等人对他的不信任和排挤，另一方面则是他内心的阻碍。他不愿做彻底的自我否定，也不愿彻底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这使他总面临着“求两全而不得”的折磨，造成了他的痛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