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是当前史学界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已有不少学者撰文进行讨论，指陈“碎片化”给历史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力图指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学者们的讨论对于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无疑大有裨益，但对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实质似乎认识不深，对唯物辩证法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作用也没有给予重视。本文试就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
    一、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表现
    较早且较系统地讨论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应是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于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该书对20世纪影响世界史学发展至深至巨的年鉴学派进行了批判性研究，指出其第三代史学，由于过于注重收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反而造成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小，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窄，使历史研究变得支离破碎，趋近瓦解。“复数的历史学取代了单数的历史学，因为现在只有关于某一部分现实的历史，而不再有关于全部现实的历史了。”[1]167多斯引用他人之言来支持自己的判断：“我们正面临历史学的分崩离析”[1]167，“我们面临的历史是破碎的和包罗万象的”[1]168，“所有历史都变成了区域史”[1]171。多斯指出，精神病人、儿童、肉体、性欲、节庆、梦、想象、气候、微生物等均进入了历史学的领域，并且研究者仅仅满足于表象的罗列，揭示不出这诸般历史现象与整体史的本质关联。这种现象与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导人马克·布洛赫及吕西安·费弗尔提倡的整体史已经背道而驰。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曾指出：“唯一的真正的历史就是整体的历史”，历史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全部活动”。[2]显然其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而在多斯看来，这一基本史学理念已被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放弃。当然，“有些历史学家在碎化现实领域的同时也宣扬总体性，他们的做法分为两步：先是进行碎化，然后再把碎片堆砌成一个虚拟的总体。……它舍去了结构分析和因果关系假设这些主要层面，因而根本搞不出全面的历史”[1]240。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不只是表现在年鉴学派传人那里，受其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这一倾向，其景象可谓琳琅抛洒的一地物件，散乱无序。张仲民在论及新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时有一段话：“诸如气味、情绪、梦、垃圾、屎、疼痛、姿态、眼泪、食物、盐、煤、火、声音、镜子、内衣、乳房、厕所、房屋、戒指、发型、服饰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研究对象。”[3]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真切而典型的表述。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在新时期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也或多或少、或早或迟地出现了。新时期的中国史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或曰步趋其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与西方历史研究类似的“碎片化”问题。研究的对象森然万象：家庭、婚姻、妇女、儿童、老人、感觉、身体、仪式、象征、记忆、服饰等。总的说来，是研究对象琐细，研究问题窄狭，罗列历史现象，堆砌史料，一味地描述，缺乏理论分析、价值评判、意义阐述，许多都是无思想的现象描摹和陈述。这便阻滞了人们对历史总体的把握。
    与研究对象和选题碎屑化相伴随的，是历史研究队伍的分散化。应该说，迄今为止，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模式主要还是个人单独作业或手工作坊式的，大规模分工合作式的研究并不多见。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之下，历史研究的选题一般具有“随意性”，当然也有着史家的个性色彩，亦有利于“成一家之言”，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个体的人生是有限的，从时间到精力再到以有限的人生面对无涯的历史，自然要选择适当的课题。从史学史上来看，依靠个人来完成长时段多内容的通史，变得日益困难。在当前急功近利之风盛行、以多而快作为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历史研究选题的细小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历史研究队伍的分散化。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已经是史学界的普遍现象。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是在好转，而是在加剧，从史家主体的角度既已割断了历史的联系。正如一句俗语所说：史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越来越多。
    当然，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在史学界不同的专业领域，表现的程度并不一样，其中表现较严重的，一般认为是在中国社会史、文化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中。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