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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少史家都注重、提倡、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来指导历史研究。彼得·伯克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4]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不久，冯尔康先生就指出：社会史研究存在“琐碎重复，把历史分割太细的问题”，社会史“研究内容显得琐碎、重复，孤立地叙述某些社会现象，对与它相关联的社会事项缺乏了解和说明。也就是说，没有对社会历史作整体的研究”。[5]李振宏先生非常注重历史研究的整体思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织而形成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运动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热潮中，他就敏锐地感到，“文化史研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取向。不少学者都是就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很少把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整体联系起来”[6]。最近，他进一步指陈了这种文化史研究存在的问题：“陷入无限广阔的现象世界中，抓住五颜六色的文化事实和文化现象中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梳理”，而许多最应该注意的基本问题却被忽略了，“诸如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文化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内在逻辑、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各种文化形式的内在联系、文化发展和整体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7]即琐碎化、表象化、静态化，缺乏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和动态考察的视角，是其根本问题之所在。桑兵先生也说：“历史既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的时空联系既然无限延伸，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和事，因而进入之前必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适当。”[8]这些不但是他们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切身体验，也是具有相当理论高度的概括，对跳出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泥沼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体味并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