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2日，顾颉刚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得了心脏病，“著述之事，从此结束，成为废人。少年以来一片著述雄心不可复现，悲哉！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81)所幸的是，他在1971年得到了主持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这不但使他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为一帮闻讯来投的旧友提供了庇护所。当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投入古籍古史整理工作时，相信他们定有恍如隔世之感！而这项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们的价值和价值观得到了承认，从而缓解了价值观分裂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文革”结束，顾颉刚“闻之大喜”，他终于可以解除精神上的压力，回归自己的史学价值观了。而日益改善的学术环境，也让中国史学重回正轨，逐渐形成了更具包容性、更加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中国史学获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蓬勃生长的内在动力。
    从上述情况看，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就像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据学的态度一样，反映了中国史家寻求史学现代化、探索现代史学不同范式的努力。如果我们把这种努力放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来认识，那么，无论是科学史学范式，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都有其历史的和学术的价值。他们虽然在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很多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的分歧，往往是路径的不同；而他们的目标，则往往是“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事实上，顾颉刚虽然划分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但从未将自己的学术与唯物史观完全对立起来，而是一直强调二者在学术研究上的不同次第和“分工合作”。他也从未将史料与史观完全对立起来，而且对史观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只不过他认为“审订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罢了(82)。后来，他甚至打破了信古、疑古、释古的三分法，认为“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强调他和唯物史观者“所信的‘真古’是同的”(83)。这说明，这两个不同学派、两种不同范式具有学术目标的一致性，我们不能无视这种一致性而过于强调他们的差异性。有人说，顾颉刚的古史层累构成说“奠定了中国史学现代化之基石”(84)。其实，中国史学现代化不仅需要顾颉刚和新历史考据学派提供的这块基石，同样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学派提供的基石。正是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才改变了对中国古史的认识，奠定了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这说明，史学现代化需要多元化的存在与探索，它不但可以丰富中国现代史学的内容，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中国史学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注释：
    ①比如，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后，不但引起了一股陈寅恪研究的热潮，也使陈寅恪、顾颉刚等为代表的传统学人在新中国的命运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形成了民国史学与学人的研究热潮。陈其泰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新历史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平行发展”，各有所长并且承认对方之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考证学派史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不但使他们达到了学术新高度，也使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阶段(陈其泰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第七章第二节“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及其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而有些研究者倾向于从负面认识政局变动对传统学人的影响，认为传统学人与新社会和唯物史观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他们“痛苦的人格分裂”(参见王学典《痛苦的人格分裂：从顾颉刚看50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95年第5期；《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陈峰《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从学术理路、学术环境、个人遭遇等方面探讨了传统学人与唯物史观、政局变动之关系，很有借鉴价值。
    ②参见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0页。
    ③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顾颉刚全集》第33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21－222页。
    ④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宝树园文存》卷1，第227页。
    ⑤刘宁军：《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⑥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80页。
    ⑦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顾颉刚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2页。
    ⑧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24－125页。
    ⑨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64页。
    ⑩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22页。
    (11)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80页。
    (1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之九：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
    (1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7－10页。
    (14)(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71页。
    (16)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171页。
    (1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2，1932年12月31日，《顾颉刚全集》第4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6－729页。
    (18)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62页。
    (19)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284页。
    (20)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321－322页。
    (21)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367页。
    (22)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23)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44页。
    (24)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