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时期：从“抗拒”到“接受”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成为主干，而此前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的顾颉刚并未获邀。这大概让顾颉刚感觉到了政局变动对自身地位的影响，他在7月11日的日记中说：“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甚为新贵所排摈矣。”(22)他所谓的“新贵”，当是指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新贵”们此时不但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还试图获得学术上的优势，使他感到了被“排摈”的危险。这种担心其实暗示了史学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家正在由原来的边缘逐渐走向了中心，成为史学界的领导者和主力，而原来处于中心位置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则逐渐走向了边缘，成为被领导者。相应地，科学史学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不再能自由竞争、平等共存，前者的存在空间逐渐被压缩，而后者则逐渐成为学术主流。而之所以如此，除了政治上的外因，主要是由于新历史考据学派对唯物史观采取的“敬而远之”态度，使他们不能得到新政权的信任。于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洗礼，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顾颉刚所面临的，其实不止是“排摈”，更重要的是“改造”。
    为应对越来越大的改造压力，顾颉刚只好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措施，争取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思想认同，以求融入新社会。
    首先，他表示了对新政权和新社会的支持，以期获得政治认同。他说：“三年来，我目睹人民政府领导着全国的人民在极大的困难中求进步”，“我受了五十多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气愤，现在躬逢其盛，惟有欢呼赞叹，致衷心的敬佩与爱戴；自己觉得，到这时才认识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这可以视为顾颉刚对新社会的基本态度(23)。这倒不是他要在政治上进行投机，而是他对新旧政权比较后得出的由衷之感。但是，顾颉刚要想获得政治上的信任并非易事。1954年，当他任职科学院历史所时，尹达却对他表示出很大的警惕与不信任，不但说他“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不回应他的研究计划，甚至还说他解放后留在上海是为了等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看到共产党政权稳固了才肯到北京来。这种态度让顾颉刚感到“太刺痛”，“这是我不可忍受的侮辱，要是我在旧社会里，我一定拔脚就跑，绝不留恋。”(24)但是，他生活在新社会，无处可跑，除自我改造外别无他途。此后，他通过学习，承认自己“一直坚持着反动立场”，也理解了“那位领导同志”(即尹达)对他的“怀疑和憎恶”，并感谢他给自己“最好的帮助”(25)。这种表态本不符合他“傲骨崚嶒”的性格，但恰可表明当时他急于获得政治认同的愿望。后来，顾颉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并参与了很多政治与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获得了政治上的认同，但那种“怀疑和憎恶”却始终挥之不去，让他承受莫名的压力。
    其次，他对自身的阶级属性与文人习气进行检讨与批判，以期获得身份认同。顾颉刚是一位难得的具有民众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甚至多次宣称应当“把学者们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26)，“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27)。不过，那时的顾颉刚还是像传统士人那样具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自视为普通民众的启迪者与引导者。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者成为被教育者，领导者成为被领导者，身份和地位的颠倒需要旧式学者抛弃文化优越感，从阶级性上进行自我批判，并向工农阶级靠拢。顾颉刚是一位极具自省精神的学者，他虽然“向日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28)，“一向自信在学术上、在道德上，都是站得住的”(29)，但还是进行了真诚的自我剖析与批判。1952年7月，他分析自己的思想归属“殆为封建阶级思想，所以入资产阶级者偶然事耳。封建阶级则有模糊剥削实质而行其仁心仁政者”(30)。1958年，他将自己称为“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上。三十岁以后，成为定型。”(31)对于知识分子的文人习气，他一方面反省他们的“剥削阶级”属性和“翘然高居于工农之上”的姿态，另一方面则表示“决不当留恋过去的特殊地位”，期望“能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32)从这些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可以看出，顾颉刚竭力想将自己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拯救出来，加入工农行列。他想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身份，而这种身份能够使他得到尊重、尊严与权利，能够使他摆脱被边缘化所产生的失落感与危机感，帮他从现实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但是，原有的阶级属性阻碍了他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所以他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尽量向工农阶级靠拢，争取早日成为“普通劳动者”，具有“工人阶级的称号”。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与追求，其实反映了当时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也说明了他们在新社会的生存状态。
    最后，他接受思想改造，以期获得思想认同。这是改造的重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是批判胡适，和胡适划清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界限。1951年12月，在“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上，顾颉刚自认他和胡适的“学问关系”是“研究学问上的契合”。“契合”二字显然是有意淡化胡适对他的学术影响，“然而这只有七年，此后就分手了”则明确切割了二人关系。顾颉刚将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定性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上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33)顾颉刚在此后的历次运动和批判中多次重申这种态度，明确划清了他和胡适的学术和思想界限。这种做法，其实也是迫于形势的自保之举，所以后来当童书业和杨向奎为了过关而批判顾颉刚和《古史辨》时，顾颉刚反而理解了他们，认为他们“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34)，“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所以他们“是可以原谅者也”(35)。这不正是他自己心态的真实说明吗？顾颉刚原谅了他们，其实也是原谅了自己对恩师胡适的批判。
    第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解读自己过去的学术工作。胡绳把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定性为“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36)，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五四前后史学思潮的一个解读和定位，只有符合了这个定位，“疑古”精神才是可以被理解和肯定的。有意思的是，顾颉刚正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1950年，他宣称：“我的《古史辨》工作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37)。1955年，他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发言中说：“我欲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从这些为考据学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在竭力向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疑古”的定位靠拢，可惜他的苦心并未被人所接受，结果是“闻者大哗，对予抨击，以为考据学惟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他只得在会后又作《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检讨书》(38)。另外，胡绳将顾颉刚的史学定位为“史料学范畴”(39)，这反映了他们在学术建设次第上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了对顾颉刚史学的评价过低，也刺激着顾颉刚不断为自己的学术争辩。他在日记中说：“考辨工作者其主观愿望为尊重孔子，而客观效果为破坏经学，并打击孔子之地位，亦即反封建运动”，还自得地说这些看法“皆未经人道过者。”(40)其中，“亦即反封建运动”一句颇耐人寻味，很难想象民国时期的顾颉刚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顾颉刚内心并不愿否定自己过去的学术，也喜欢按照熟悉的方法治学。此种强为古史考辨戴上“反封建”高帽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应付形势之举。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并表示要以之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顾颉刚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意识到学习唯物史观的重要，他在1949年给友人的信中即表示要“多读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书籍。”(41)1951年12月，他在批判胡适后说：“现在得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读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知道以前的工作虽有些科学性的皮毛，究竟不免于孤立的弊病。此后我必须好好用一番功，等到确能把握这最正确的方法的时候，就把以前的作品大量修改。”(42)1952年10月，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伪之顿悟耳。”(43)1954年12月，他反省了自己把考据和理论“打成两橛的错误想法”，批评“考据学用的形式主义的逻辑有其局限性”，表示“要求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便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用功不可。”(44)1965年1月，他参加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后“始明政治学习之必要，故此后改为学习第一，业务第二。”(45)这些谈话或许有违心之论，但表面看来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他没有了对钟爱的考据之学的自信，而是强调其局限性，并说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用功”；他不再坚持“我们”与“他们”的分工合作之说，而是“感到历史唯物论足以解决一切学术思想问题”。这是顾颉刚对自己治史道路与方法的否定与批判，也代表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新态度。
    相对来说，寻求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较为容易，因为那和他的实际思想并无根本性冲突。最困难的是寻求思想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他不想“舍己从人”，“抛弃我原有的看家本领而唯党是从”，所以他“还是要坚持一下”(46)。这种态度让他显得“不合时宜”(47)，但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从顾颉刚的实际工作来看，他似乎并未像所宣称的那样宗奉唯物史观为自己的治史指导思想，他最喜欢做的还是他最熟悉、最拿手而“不合时宜”的古史考辨，还是在原有的学术道路上“坚持了一下”。虽然他宣称自己已经从“抗拒改造”转向了“接受改造”，但他的“接受”是有所保留的，“改造”的过程也是很痛苦无奈的。他说：“解放以来，情移势易，甚欲随先进之后从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端正治学之方向与方法，然而此非易事也”，“今日之局，只许进，不许退，则予虽欲硁硁自守而势有不可，无已，惟有藉病屏却人事，俾得一意读书。有成自可喜，无成则其命也。”(48)1957年他在谈到如何贯彻“百家争鸣”时，提出学术讨论不能用“围剿”的态度，必须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条主义，反映出他对思想改造的手段与方法的不满(49)。“这样穷、病、忙三位一体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但既在组织，又怎可脱离！因此，只得咬紧了牙齿苦撑下去。”(50)“苦撑”二字正是此时顾颉刚心态与生活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顾颉刚既想学习唯物史观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史学体系，以融入到新中国的史学阵营，但又无法彻底否定和放弃赖以立身的治学方法与道路，于是就有了实践上的言行不一、自我矛盾。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融而不入”。这就决定了他最终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51)，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顾颉刚等旧式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家眼里的“他们”改造为“朋友”，或许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