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此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是与中共制定的对美政策矛盾呢？显然不是。中共不急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并不等于不和这些国家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在对美政策上，中共既强调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灵活的斗争策略。从中美关系当时的状况看，中共不宜在外交上采取主动，因为这不利于在政治上与美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更不利于中苏结盟战略目标的实现。反过来，如果美国采取主动，中共则应该积极地灵活响应，一味的拒绝将会把中美对抗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从而陷入被动。为了防止美国钻空子，早在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之初，毛泽东就指示“与司徒雷登的谈话应声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司徒雷登在谈话时可能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不要表示过分的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3]（第88页）况且，黄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于曾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来说，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双方的接触也可以看做是私人接触。这种非正式的私人接触与中共制定的对美政策并不矛盾，一则可以避中共主动寻求改善中美关系之嫌，二则可以试探美国对华政策之动向，是一种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
        根据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的结果来看，中美双方接触目的都在于投石问路，均无建立外交关系的真实意图。首先，美国不可能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美中关系。早在1949年1月，杜鲁门就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8]（第127页）即使在司徒雷登与黄华接触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仍多次指示司徒雷登说，“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以免“政治上鼓励共产党，使国民政府沮丧”。[9]（第17页）很显然，美国政府既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不愿意彻底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但是，为了离间可能的中苏同盟，美国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与中共接触。由于美国一直把对中共政权的承认看做是美国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故而在有关承认的问题上，坚持新政权应该“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司徒雷登在与黄华的会谈中，还提出以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未来的政府中接纳“民主人士”，不与苏联结盟等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试图从根本上影响新中国的对外政策。[9]（第21～23页）其次，中共始终坚持“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关系，永远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3]（第87～88页）会谈期间，黄华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应当对中国内战负责，并且在与中国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方面采取主动。此间，中共还一再声明，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停止对中国反动派的一切援助，是任何外国政府与中国新政权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且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中共决不让步。[3]（第91页）
        由于中美双方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从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美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对于中共都是最令人憎恶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10]（第96页）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美国根本不可能采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更不可能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就在司徒雷登与黄华会谈期间，麦克阿瑟还派两个美国士兵团在青岛登陆，并加强了在上海的舰队。“尽管艾奇逊在对华政策方面显得不太僵硬，但他对于寻找任何可能与中共和解、建立关系的机会仍然是不精心的。”[11]（第123页）在与中共寻求接触的同时，艾奇逊还决定“美国不应该对承认问题首先表示出热情，并指示美国官方人员向西欧各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在此问题上形成一条统一战线”。[11]（第121页）与此同时，中共对这次会谈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会谈期间，中共就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可能的干涉“预筹对策”，尤其对“预防美帝国主义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作了详细部署。[2]（卷五，第302～303页）另一方面中共也没有采取任何旨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行动，甚至没有释放被监禁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1949年6月30日，在公开宣布新中国外交将“一边倒”的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南京市委，声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10]（第105页）第二野战军横流长江以后，一直在长江下游停留至9月间，主要的目标就是防备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因此，有理由认为，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甚至中共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访问北平，主要是中共对美斗争的一个策略，目的是向他“表明中国方面的政策，敦促美国停止扶蒋反共，如此而已”。[12]（第263页）而美国国务院7月1日给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9]（第769页）的指示，则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坚持反共、反华政策的顽固立场。由此可见，“即使司徒雷登成行，当时中美关系也不可能有重大改变”。[12]（第264页）
        三
        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共对外政策形成的关键时期。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1949年中共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根据米高扬对秘密访问西柏坡的看法，他也认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把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13]（第21页）为了促成“一边倒”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的问题上是十分谨慎并注意听取苏联的意见的。由于苏联当时还保持着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中共一时还得不到苏联的经济援助。1949年4月，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做生意的意向时，毛泽东通过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表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事实上的联系，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回电表示：“第一，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话。第二，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14]（第123～124页）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既同情，又怀疑。对于斯大林在有关中共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斯大林对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感兴趣，因为这不符合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利益；其次，由于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和中苏两党之间仍然存在的不信任，斯大林也不愿意直接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以免造成干涉中共的后果；另外，中美关系的尖锐化在当时也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如果美国一旦出兵干涉中国，苏联将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如果卷入，将导致美苏直接的军事冲突；如果回避，苏联就有可能失去中国这道屏障，甚至丧失在中国北方的既得利益，而这两种结局对苏联都是不利的。因此，对苏联来讲，中美之间最好是中共既与美国保持接触又不与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斯大林给中共的电报看，他虽然赞同中美建交，但他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科瓦廖夫的看法，他也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态度是不十分积极的”。[15]（第28页）为了保证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的建立，中共在没有摸透斯大林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接受美国任何形式的贷款和经济援助，更不用说谋求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了。但是，有些西方学者把“1949年中共不能与美国实现某种缓和的主要障碍”，归因于“苏联施加的压力”，是“苏联有意识地要恶化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或者是“中共对英美政策的强硬性和在处理英美关系上的固执”，[16]（第266～267页）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从近年来解密的苏联档案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对中共直接施压，他并不希望中美矛盾激化。但他对中共的不信任，则进一步促使中共执行坚决的“一边倒”战略，以求中苏战略同盟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