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越飞提出的蒙古问题，吴佩孚的答复是，同意该问题应在同俄国的谈判中加以解决，此外，他准备组建一个精锐师，指望在1923年春能占领蒙古。（第107 页）他还让格克尔参观了正为此目的做准备的一个久经沙场的师团，其意思是“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第159 页）孙中山的答复是：“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我同意，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苏联军队应留在那里。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第110页）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孙中山在给越飞的回信中没有明确作答，吴佩孚则认为越飞的意见与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吴佩孚提出，当中国有能力接收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应将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而中国方面也应该保障俄国的有关利益，以表达对俄国的友谊。对于苏方提出的两个具体问题，即更换中东铁路理事会、由苏俄政府派员取代旧俄人员以及派护路警察和护路队，吴佩孚认为是临时性措施，并不违背基本原则，建议越飞向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并一起讨论。（第160页）看起来，越飞对吴佩孚和孙中山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二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都同意谈判解决蒙古问题，苏俄可以暂不撤军。另外，越飞希望吴佩孚能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目的也部分达到了，顾维钧作出了先开始谈判而后再讨论撤军的让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越飞：“如中俄会议能速开，即俟会议时再行确定撤退办法，则本国政府亦可姑不坚持异议。”（注：《外交部致苏俄代表越飞节略》，1922年11月6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56页。）为此，越飞对吴佩孚说：“借此机会感谢您在顾维钧要求把我们的军队撤离蒙古时给予我的帮助，大概是在您的影响下，顾维钧在其照会中收回了这一要求。”（第157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此时越飞既同吴佩孚正面接触，又向孙中山暗送秋波，但因为谈判的对手是北京政府，而吴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因此越飞工作的重点仍是吴佩孚，他认为目前还不能与孙中山合作。 在11月7日和8日给契切林的电报中，越飞称：“从政治角度来看， 目前孙逸仙与中国官方立场相距如此遥远”，“在官方场合他只是一个个人，我们与他公开签订协议还为时尚早”，那样，“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宣布与我们断绝外交关系”，“我就什么也做不成”，而“当孙逸仙在中国政府中占据适当位置时，那就另当别论了”。（第149 页）关于这一点，越飞对孙中山的助手张继也作了解释：“我们一直很清楚，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朋友”，“但是作为官方人士，我必须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为了对它施加影响，我必须利用那些出于某种缘故对我们友好的力量。至今孙逸仙仍然实行抵制政策，不干预中国政府的事务，也不对它施加影响，那我就不得不诉诸于吴佩孚。因此我才接触吴佩孚。”（第153-154页）苏俄同时联络吴佩孚和孙中山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前者的军事力量和后者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另外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以取代现政府。苏俄认为这样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俄中谈判顺利进行。
    越飞来华前后，中国国内各方力量促成孙、吴和解的工作已开始进行，苏俄代表派克斯也曾试图说服吴佩孚转向国民党，同孙中山和解。（第98页）越飞到任后，即分别做吴、孙的工作。而当他发现，尽管吴佩孚和孙中山在某些问题上帮助了他，俄中谈判仍然十分艰难，特别是苏俄利用吴佩孚干预中国政局的企图没有完全实现后，更加极力促成吴、孙合作。
    苏俄曾经试图让吴佩孚运用手中的权力更换政府某些成员甚至整个内阁，这种努力初时取得一些成效，后来失败了。1922年8月4日，派克斯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吴佩孚履行了排除颜惠庆的许诺。后者已不担任任何职务。”（第98页）颜自1922年6月至8月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主持中俄谈判，苏俄对他不满意，因而通过吴佩孚逼他下台。此后，吴佩孚对越飞声明，苏俄“不值得与现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它不中用，将在7至10天内被他们驱散”。（第107页）然而，事情没有吴佩孚想像的那样简单，吴没能按向越飞作出的保证更换整个内阁，只是在干预总理人选。（第121页）结果是， 吴佩孚通电请王宠惠组阁（注：《国内专电》，《申报》1922年8月22日。）。
    越飞认为吴佩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还不能组建自己的政府，因而宁愿支持软弱的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越飞不再希望“中国现政府在受外国人左右的情况下能够将同俄国的谈判进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结果”。（第132-133页）越飞对那种只变动内阁某些人员的做法不满，还是想成立新政府。随着中国各派军事政治集团实力的变化，以及对他们之间相互争斗情况的进一步了解，越飞认为吴、孙合作是最理想的。
    此时，中国最有势力和最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分别是：吴佩孚，控制着华中地区；张作霖，控制着以东北为基地的北方地区；孙中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是各种政治力量瞩目和争取的对象。在这三人中间，吴佩孚和孙中山都对苏俄表示友好，孙中山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苏俄当然希望他们能联合一致与苏俄结成巩固的同盟，再通过孙与张作霖的关系，取得张作霖对这个联合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这样中国就能够统一在一个对苏俄有利的政府之下，苏俄的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为此，越飞写信并派格克尔去见吴佩孚，向吴提出建议：“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他还保证：“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第132页）越飞也给孙中山去信，信中说：“根据我对中国形势所作的分析，我还觉得，您同吴佩孚联合并一起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他建议：“为了确保张作霖承认和支持这个政府，应该恢复他的一切称号、官职和官衔”。他认为，“张作霖会同意这样的条件，这样一来，这个政府实际上就统一了全中国”。他还声明：“俄国愿意全力促进中国的民族统一和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羁绊，它一定会给予这样的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第127页）9月18日，越飞写信给一直在做联合孙中山工作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告诉他说：“从我给孙的第二封信中您会看到，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孙和吴一起组建政府并与张作霖和解，至少要让张作霖承认和支持孙逸仙-吴佩孚政府。请您支持我的这一政策并向孙作出解释：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我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 ”（第130页）9月26日，格克尔与孙中山在上海孙的寓所进行会谈， 格克尔表示：“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但是，“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因为内战会导致外国列强的进一步干涉，也可能导致对北京的占领。”（第135页）由于中国国内许多方面和苏俄都极力向吴佩孚和孙中山推荐对方，二者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吴佩孚的朋友、内务总长孙丹林曾准备去上海跟孙中山会谈；孙中山也曾授权马林和北京政府总理王宠惠代表他同吴佩孚进行谈判，还派出徐谦、张继到洛阳向吴佩孚“陈说意见”（注：参见邱捷《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252-253页。）（第147、151页）。 但是，由于双方的根本利益不同，吴、孙都发现与对方合作是困难的。孙中山在1922年11月2日给越飞的信中指出， 吴佩孚对自己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孙中山表示很想与吴合作，但是，“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作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张作霖准备同意进行有所有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性协调活动。”（第144、146页）同时，孙中山还怀疑吴佩孚和陈炯明有联系，因而不信任吴佩孚。
    孙中山怀疑吴佩孚没有合作的诚意，反之，吴佩孚鉴于孙中山和张作霖过分亲近，并与安福系分子有来往，对孙也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因而拒绝委派孙丹林去会谈。为此，越飞在11月18日又给吴佩孚去信，极力想打消吴的疑虑，力劝吴与孙中山联合。他谈到目前北京的局势，指出“中国的中央政府有点儿想摆脱您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境更加严峻地表明您有必要与孙逸仙联合。”越飞坦言，“由于我还是相信，不论同现政府，还是同任何一个更反动的政府，我们都决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一旦关系破裂，局面将会急剧恶化，所以我仍然认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越飞申明，“我再重复一遍，我准备竭尽全力促成此事。您非常明白，我们将会给予您巨大的帮助并对中国正在发展的事件施加重大影响。我请您注意这样一点，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是决不拒绝给予这种帮助的，但同时我也期待着您的协助。”（第155-158页）然而，越飞的努力未获成功，吴佩孚与孙中山的关系无法协调，使吴孙成立联合政府不可能实现。苏俄只得放弃这一计划，另谋他途。
    四、弃吴而取孙
    与苏俄的愿望相反，联合吴佩孚这个实力派人物，利用他对中俄谈判施加影响，推翻现政府，与孙中山合作建立一个亲俄的新政府，这一切都未能成功。加之在蒙古问题上，吴佩孚对苏俄越来越表示不满，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吴佩孚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苏俄遂决定弃吴不用。相反，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
    作出这一决定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外交谈判对手的转变，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集团的变更。
    1922年12月，由于中俄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越飞与中国外交部的谈判陷于停顿，苏俄在北京政府身上付出了长达两年时间的努力而未能达到目的。这使越飞继续留在北京徒劳无益，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一方面是为了另辟蹊径，谋求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关系，争取得到从北京政府那里未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使北京政府因害怕苏俄与广州政府签约而主动要求重开谈判，并对苏俄作出重大让步。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断了，吴佩孚自然用不上了；而要与广州政府达成协议，则必然要与孙中山联系。
    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发生变动，直系保定派（曹锟）与洛阳派（吴佩孚）争斗，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做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反之，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9月，孙中山接受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 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0月，孙中山命人在福建组织讨贼军，准备讨伐陈炯明，重建广州革命基地。中国政治形势的这些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集团的变更，也促成了苏俄合作对象的转变。
    12月12日，越飞向莫斯科报告，国民党是中国无比重要的力量，可藉以推动民族民主革命。在北京的一切谈判均欠妥当，同吴佩孚、张作霖的私人联系也都不是最要紧的事情（注：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年英文版，第201-202页，转引自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84页。）。如果吴、孙能谅解当然更好，否则，在任何情形之下，苏俄必须对中国革命力量加以支持。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决议，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187页）1923年1月13日和26日，越飞给俄共（布）、 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至关重要的信。在这两封密信里，越飞分析了中国总的政治形势，并对比了吴佩孚与孙中山，最后得出了应倾向于与孙中山合作的重要结论。
    首先，越飞分析了1922年底曹锟争当中华民国总统以后的局势，指出：“目前吴佩孚处于孤立状态。他在中国中心省的地位已被曹锟及其同伙取代。同时，吴佩孚先前的政府已不再存在。”（第193 页）但是，新上来的曹锟并不被越飞所看好，越飞认为“曹锟及其同伙在中国社会上没有扎实的根基，因此总的说来他几乎不能依靠任何人”；曹锟的所谓政府，实际上都是一些平庸之辈，“整个内阁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有名无实的议会内阁”。越飞还认为，曹锟与张作霖的谈判，“无论如何不会给曹锟带来任何荣誉， 也不会使他取得巨大的成功”。 （第193-194页）接着，越飞专门分析了吴佩孚的情况，在前一封信中他指出：“吴佩孚目前实际上只有一个河南省，如果他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就没有任何前途。”虽然“吴佩孚过去或许也没有大块地盘，但他能利用自己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实际上从铁路上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几乎全部收入。”而现在，政府不掌握在他手里，这些收入就落空了，这也是促使吴佩孚要去夺取更多地盘的一个原因。越飞进而分析说，吴佩孚要夺取地盘，但是他不可能向北方进军，因为他不可能同曹锟彻底决裂，对曹锟发起公开的军事进攻；这样一来，他除了向南方挺进以外别无出路，这就必然会同孙中山发生冲突。（第194-195页）在后一封信中，越飞提到吴佩孚也改变了对俄国的方针。1923年1月1日，曹锟、王怀庆发表通电，谴责苏俄的蒙古政府，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注：《公电》，《申报》1923年1月4日。）。1 月4日， 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表示赞同曹、王的主张（注：《公电》，《申报》1923年1月6日。）。因此越飞说：“在蒙古问题的整个喧闹中，最重要的是，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并发出一份令人极难理解的通电，其内在涵义只能解释为，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总之，越飞认为，“吴佩孚的客观状况迫使他不仅反对孙，而且也反对我们。”（第209、211页）然后，越飞又分析了孙中山：“与上述事变发生的同时，孙逸仙的声望大大提高了”。他不仅在福建省站住了脚，而且不久前已向广州进军。“这样看来，孙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越飞还考虑到目前张作霖正与孙中山联手，因此认为，孙很可能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除吴佩孚控制的一小块区域之外的中国的统治者。（第196-197页）通过对比，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在前一封信中越飞写道：“不管怎样，业已改变的局势和吴佩孚的实际状况使他对俄国的态度有所恶化。我本人将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使吴佩孚和我们的关系不致破裂，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中山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第196 页）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孙逸仙在整个南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第210页）除此以外，越飞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真正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越飞说，当时所谓的华南政府在思想上更接近我们，但是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可能同南方政府，即同孙逸仙进行直接的接触。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越飞问：“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只同它打交道”。（第197 页）越飞的话等于承认了苏俄在合作对象问题上的政策主要不是出于革命的考虑，虽然明知孙中山与自己的思想更为接近，最初苏俄却没有直接接触，怕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如今北京政府没有用了，而按照越飞对中国事态发展方向的预见，孙中山的政府有取得成功的希望，这时才考虑与孙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