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进入本题，谈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和道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简单，它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变得大了，变得复杂了。两地处于中印两国之间，是佛教入华的重要环节。谈佛教传入两地问题而不谈佛教入华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现在在这里毕竟不是写整个的中国佛教史，因此，对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只能勾勒一个大体的轮廓。
           几乎所有的《中国佛教史》都以佛教的东传为首章。不同的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都是中外典籍。我虽然并没有写过《中国佛教史》，但也写过与佛教东传有关的文章。我除了根据中外典籍外，还利用了法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方法，把中国最早的一些佛教专名词的汉文音译和意译还原为吐火罗文。（注：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41页《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他们列举了许多字，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佛”字，却逃脱了他们的注意力。这个缺憾由我弥补上了。我于1947年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阐明了这个字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汉代一般称“佛”为“浮屠”或“浮图”，我原以为这个字是印度俗语Buddho的音译，所以我说，佛教是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字代表西域少数民族的中介，在中国出现晚于“浮屠”。四十多年以后，到了1989年，由于得到了新材料，知道“浮屠”不是来自印度本土的Buddho，而是来自大夏语（Bactrian, Bahtrisch）。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再谈“浮屠”与“佛”》（注：这两篇文章皆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七卷。）。在篇末我列了一个表：（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 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 etc.→佛
             这个表对佛教流布的过程一目了然。佛教史学者几乎都承认，佛教传出印度西北部第一大站就是大夏，大夏后来为大月支所征服。大月支遂据其国。中国典籍中关于佛教入华的说法虽然很多，但皆与大月支有关。（注：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二、三、四章。）这样一来，史实与语言音译完全合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我原来的假设：佛教最初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现在不能不修正了，改为佛教是间接传进来的。
             由于我最近十年来没有再写与佛教入华问题有关联的文章，我的上述的观点没有公布，以致引起个别学人的误会。《龟兹石窟》29-34页，引吴焯先生的文章《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引用了我的《浮屠与佛》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两篇文章，发现我的说法有牴牾之处。他大概没有读到《再谈浮屠与佛》，因而产生了疑虑。我上面这一长段叙述讲了我的观点之所以转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吴焯先生及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们的一个解释。
            有了上面这一个背景，再谈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
           传入道路，比较容易解决。佛教由印度西传至大夏，再由大夏向偏东方向流布，直到疏勒，然后再向东进向龟兹和焉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佛教传入今天属于新疆的领域内以后，是先从丝路北道（后中道）的龟兹和焉耆再往东传呢？还是从南道于阗向东传？根据我上面的叙述，这是佛教间接经过大月支向东传布以后的事情。杨富学在所著《回鹘之佛教》（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10和13页。）中，先说：“在古代印度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西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阗是佛教传入我国的第一站，传入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纪。”后来又说：“龟兹与佛教的接触相当早，甚至还有可能早于于阗。”这里似乎有点矛盾。这且不去管它。反正从一些佛教固有名词的音译来看，龟兹和焉耆语言起了作用，而于阗则没有。我的意见倾向于佛教是通过丝路北道向东传布的。
            至于佛教传入两地的时间，则看法颇不一致。汤用彤先生说：“龟兹之有佛教，不知始于何时。”（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部分，第十章。）羽田亨认为：“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注：《西域文化》，羽田亨著，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57页。）羽溪了谛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证。他首先谈到《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经中谈到阿育王让与其子法益一部分领土，龟兹国名亦在其内。如这个说法可靠，则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龟兹与印度必已渐启其佛教的关系也。”但是，羽溪立即否定了这个事实，说“殆未必然。”他在下面长篇大论地谈到西域译经僧中有姓白（帛）者，实为龟兹之姓。最终只说：“更自他方面观察，佛教之传入龟兹，当较中国为早。”始终也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注：《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180-183页。）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注：《西域通史》，余太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编·第四章龟兹，第一节·B“龟兹佛教的初传及其部派渊源”说得非常明确：“龟兹佛教传入的年代和于阗差不多，总在公元二世纪中，它可能是通过它的西邻疏勒传入的。”我个人觉得这说得似乎晚了一点。还有一些学者的意见，我不再引用了。我只想指出，《龟兹石窟》的作者在该书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龟兹佛教的产生与发展”中，试图确定佛教传入的时间，引用了很多人的看法，可以参考。
            总之，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问题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语言在这里帮不了忙，考古发掘工作目前也还无能为力。我们当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据古代典籍，加以比较探讨，得出一点不十分确切的结论，如此而已。
            在当代中外学者的意见中，最让我服膺的还是汤用彤先生的观点。我现在引用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部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的两段话：“盖在西汉文景帝时，佛法早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约在文帝时，月氏族为匈奴所迫，自中国之西北，向西迁徙。至武帝时已臣服大夏。（中略）佛法之传布于西域，车及支那，月氏领地实至重要也。”另外一段是：“依上所言，可注意者，盖有三事。一汉武帝开辟西域，大月氏西侵大夏，均为佛教来华史上重要事件。二大月氏信佛在西汉时，佛法入华或田彼土。三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这一点同我在《再谈浮屠与佛》中的结论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