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族制度，这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中多依陈氏提出的标准，即：一、门第，二、婚宦。其论门第时又有经学转玄学之说（即经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我认为，陈氏论士族门阀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其立论标准是有问题的。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
    魏晋士族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只有把握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才能全面理解这个问题，抓到问题的实质，而不至于把一些次要的、甚至莫须有的东西拉扯进来，掩蔽事实真相。
    魏晋士族制度始于九品中正制。这是在汉魏禅代之年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来的。因此，《通典》系其事于延康元年，《通鉴》系其事于黄初元年。实际上这是同一年（公元220年），只是于汉为延康元年，于魏为黄初元年而已。说明这一点很必要，此前是无所谓士族的。我们用不着把士族制度和东汉的世家大族联接起来，好像士族制度是由汉代的世家大族发展而来的。如果这样作，那就是逻辑上的概念不清或概念混淆了。现将这两条材料抄录于下，以备核察：
    据《通典》记载：“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士人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注：杜佑：《通典》卷一四《选举二》。
    《通鉴》记此较为简略，其文云：“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
    这两条材料都说明了九品中正设立的时间、原因和评定方法。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定品的标准是什么？这里没有说明，因而给人留下了任意解释的空档。为此，我们须要另引两条材料，解决这个问题。据《宋书·恩倖传》：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借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多少，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从这条材料看，中正评士本来是以才论人，但评定为官之后，即不再改动，再评时就“徒以凭借世资，用相陵驾”了。这里所说“世资”，即门资，亦即门第，或者说是上品高门世家。就此而言，按门第评人才是后来的事，当初并不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前后颠倒，由此推论出自设立中正起，就是以门第作为评人标准的。这里也提到世族，但所指乃魏晋世族，和东汉时的世家大族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陈氏之徒不明于此，以为九品官人之法自始就是以官宦门第为标准的，并且画蛇添足，由此引伸出经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来，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试问，九品官人所指乃流散到各地的士人，他们有什么官宦门第可言呢？
    这条材料是很重要的，但还不足说明：中正评人的标准是怎么转变的，在何时转变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另引一条材料。据《晋书·卫瓘传》记载：
    卫瓘与太尉司马亮共同上书晋武帝，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汉代的乡举里选制。理由是：“魏氏承颠复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因此，他们建议“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结果是：“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那时提出废除九品中正制，恢复乡举里选的还有稍后于卫瓘的李重。但历仕魏晋的卫瓘，其议尚不被采纳，李重之议当然毫无结果了。这且不说，还是回到卫瓘的建议上来。
    从卫瓘的建议内容看，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可分两个阶段。在开始的一个阶段里，中正评人是“不拘爵位”，即不以爵位的高低有无为标准。标准为何？从字面上看是“乡邑清议”，清议的内容当然是才学和品德了。这当然不是说要排除在朝士人，只评议在野士人，而是不分在朝在野，统按乡邑清议对其才学和品德的褒贬评之。只此之故，这种评议才有“乡论余风”。“乡论”者，乡举里选之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