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士品与官品是不一致的。按九品中正制，其上上品只是虚设，第二、三品即为上品；自此以下，均属卑品。而在九品官吏中，或以为六品以上为士品，或以为五品以上为士品，以下为庶品。这样，士庶之别如何界定，就不无问题了。查有关材料，士庶之别很可能不是以中正之九品为标准，而是以官吏之九品来划分的。其原因可能是，中正所评未必全能就官，而官吏一般是不会缺位的。按官品划分，士庶之别应以五品为界限，五品以上为高品，以下为卑品。如晋惠帝时于太学外另设国子学，国子学是贵族学校，官品第五以上方可入国学。“太学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注：《南齐书·礼志上》。）士庶在舆服方面也不相同，所以从外表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士人子孙是怎么定下来的？或者说根据什么断定一个人是士人子孙呢？查考有关材料，我认为这是根据士籍定下来的。所谓士籍，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户籍。在九品中正制设立以后，中正参照乡里清议对士人分出等级来，并写出品状，注在户籍上，于是而有士籍。士籍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予改变的，故士人之子孙恒在士籍。这就是说，士籍作为一种特殊的户籍，通常是世代不变的。于是，不仅士之子恒为士，而且士人之品级也成了户籍的等级了。所谓门第之高低，也是以此为根据的。有关这方面的早期材料不多，但只要肯下功夫，索隐钩沉，还是可以找到证据的。如符坚在统一北方后，为了稳定政局，曾下令“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注：《晋书·符坚载记》。）前燕慕容宝也一度“校阅户口”，“定士族旧籍”。（注：同书《慕容宝载记》。）后来的材料、特别是南朝的材料就更多了。
    由此可知，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和士籍分不开的。陈氏不此之求，而以经学和玄学论门第，并把门第婚姻拉扯进来，这不仅是很不严肃的，而且以此导人，致使不少人进入了误区。拿门第婚来说，这是在西晋才开始形成的，在东晋南朝而达于极盛，我们能说士族制度是在西晋产生的吗？陈氏所据的唯一材料是《晋书·杨佺期传》中所说“婚宦失类”。遗憾的是，陈氏对这条材料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查原文如下：杨佺期
    “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这里所说“婚宦失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其“祖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杨佺期的祖父是不是为胡人政权所用，无从考察，但他父亲“少仕伪朝”，是明白无误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过“汉奸”了。在此期间，杨亮是不是娶上层胡女为妻而生佺期，史无确证。但说杨佺期“婚宦失类”，与他祖、父这段经历有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陈氏断章取义，误认“婚宦失类”为门第婚，并以此论士族门第，岂不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时至东晋，出现了士族门阀政治，这是可以肯定的。究其原因，乃在于晋朝皇族的势力这时已大为削弱，名为皇族，不过一高门士族而已。所以，司马氏只有和其他高门士族联手，才能重建晋室，并实现晋朝的统治。当然，这时的高门士族也有一个重新调整组合问题。故而在东晋的门阀士族中，既有旧勋，也有新贵。但不管旧勋与新贵，都是按“计门资之高下，而论势位之轻重”为标准定下来的，与经学或玄学均无直接关系。如果把东晋士族门阀和玄学或经学挂钩，不仅对当时的士族门阀说不清楚，而且玄学至东晋即告结束，可是士族门阀却延续到南朝，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这批士族门阀约百家左右，但他们不仅垄断了当时的军政大权，而且享有经济特权。据《隋书·食货志》对东晋南朝的追述：
    “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议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举辇……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
    这种占田荫客制可说是西晋占田荫客制的翻版，只是规定得更加明确。王公贵人占田荫客是免除课役的。课役到哪里去了？自然是归大家了。故“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至于如何量分，自然是由大家来定的。而且，“客皆注家籍”，表明双方的隶属关系。这种佃客，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但是，进入南朝之后，这种士族门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宋、齐、梁、陈各代皇族均出自庶族，这就从中枢部位突破了士族门阀对政治、经济的垄断，出现了庶族皇朝和士族朝臣的政治格局。而且，宋、齐、梁三代，均由寒人掌机要，士族朝臣没有实权，是左右不了政局的。所以，自刘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像东晋时那种由高门士族争夺皇权的现象。
    不过，这还不足以动摇士族制度。士族制度的消解是在“土断”过程中发生的。所谓“土断”，就是把北方来的侨民和流人纳入正式户籍。原来晋朝的户籍是用黄纸书写的，故称黄籍。北来的侨民则给予用白纸书写的临时户籍，称为白籍。持有白籍的侨民在赋役方面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故用白籍可以吸引新来的侨民和流人，把他们安顿下来。但时间久了，国家就失去了大量的课役。为了增加课役，所以要实行“土断”，给无籍流民颁发黄籍，将白籍断入黄籍。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士籍伪冒的问题。原来白籍只是一种临时户籍，用不着注明士籍的。黄籍则不然，其中的士籍是要注明的。原有士籍的自然要注明，本没有士籍的也要注士籍，而不管原来有没有士籍，在注籍时都要提高士籍的等级。这就是士籍伪冒。伪者，造假也。冒者，冒充也。如本人姓刘，就冒充某刘姓高门之后，等等。
    这个问题在开始时还未引起注意，因为在土断之后，国家的课役在总量上还是有所增加的。但时间久了，问题就出来了。问题不仅是士庶难分，课役减少；而且还有漏断和重新脱籍的问题。加以管理户籍的寒士漫不经心，整个户籍就成了一笔滥帐。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检籍运动。检籍运动自刘宋至肖齐，从局部性的行动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运作。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齐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薄籍于此大坏矣”。这就是说，本来是要校正户籍，而户籍却全部乱了套，由是引发了唐寓之反却籍暴动。何谓却籍，流放到远方是也。检籍官员乱却一气，被却籍者岂有不反之理。反却籍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检籍运动也不了了之，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肖梁旧事重提，又要检籍，但只能在谱牒上做点小文章，不敢在户籍上实行大手术了。这无异于听任户籍的伪滥继续下去，对士籍伪冒不加过问了。士籍是士族制度的根，根烂了，士族制度当然也会一天天烂下去，日趋瓦解以至于消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