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实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精神，而彰显道义则是其一贯理念，“求真”与“求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二重属性。以往论者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精神阐述较多，而对于“求道”理念则或语焉不详，或简单加以否定。本文试对中国古代史学“求道”理念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根源作出论述，并对其合理性作出评述。
    所谓“求道”，即是追求历史编纂的道义原则。与“求真”之追求客观事实之真不同，“求道”则是基于一种主观的价值或道德判断，它必须符合时代伦理。在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中，道义的具体表述因时因人或有不同，但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纲常伦理道德的自觉维护，其二是对王权合法性的神意解说。
    先说对纲常伦理道德的自觉维护。纲常伦理道德思想导源于周礼，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诸子的系统阐发，遂成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保证。这种以血缘为基础，上升到国家、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伦理，自然会影响到中国古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并在历史编纂中被自觉地加以维护，成为史家历史编纂的最高道德要求和基本准则。
    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大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即是一种维护政治伦理的道义书法。历史的真实是赵穿弑君，然而赵盾作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在董狐看来，其行为违反了当时的礼制，应该对弑君之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故而孔子说他是“为法受恶”(《左传》宣公二年)。这里的“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道义、伦理、礼制、规则。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撰写《春秋》，旨在通过书乱世之史，挞伐乱臣贼子，以使“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故而《春秋》重视宣扬礼义道德，司马迁称其为“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代经学的兴起，纲常伦理之“道”已被视为“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不易准则，历史编纂普遍自觉加以遵循。班固《汉书》的撰述，不但“旁贯《五经》”(《汉书·叙传》)，而且从儒家正统主义思想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荀悦《汉纪》开宗明义提出“立典有五志”，其中首要一条就是要“达道义”，即是要求历史撰述要以儒家纲常伦理道德为旨归。荀悦说：“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汉纪·成帝纪》)
    魏晋玄学背景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玄学的重要品题，史家历史撰述自觉重视对于名教的维护。袁宏作《后汉纪》，明确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为其撰述旨趣。他所理解的名教，即是君臣父子等级秩序，“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认为这样一种等级秩序是符合“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的，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后汉纪·自序》) 
    宋代理学的兴起，史学出现理学化倾向，重视宣扬天理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的普遍现象。范祖禹作《唐鉴》，理学色彩非常浓厚。他将武周21年统治历史看作是“母后祸乱”时期，纪年方式完全援引《春秋》“公在乾侯”例，以此申明褒贬之义；他评论“玄武门之变”，直斥唐太宗“悖天理，灭人伦”。(《唐鉴》卷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通鉴纲目》的书法精神主要表现为重视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和褒奖尊者、贤者与死节者。
    明清时期，一方面是理学继续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大行其道，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愈益严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反传统的所谓异端思想。受此影响，史家虽然依旧重视维护纲常名教，同时却也少了些许盲从，多了些许独立思考。李贽的历史评论表现出敢于是前人所未能是，非前人所不敢非的特点；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空疏的学风，倡导致用学风，然而他们在根本上也都是重视维护儒家纲常伦理道德的。
    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也同样重视对于纲常名教的维护。唐代刘知幾就认为名教是《论语》之教、《春秋》之义，《史通·曲笔》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清代章学诚倡导“史德”，认为史德就是“著述者之心术”，这种“心术”论自然具有伦理道德因素。《史德》篇说：“《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在章学诚看来，历史撰述之所以有益于风教，就在于它能够“传述忠孝节义”，使“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住”。(《文史通义》卷八《答甑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次说对王权合法性的神意解说。王权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只有合乎法理的王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而王权的合法与否，需要靠思想家、史学家作出论证。因此，解说王权的合法性，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求道”的应有之义了。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来看，史家虽然都肯定人事的作用，却又都普遍地将王权最终归结为天命，喜欢从神意的角度作出说明。在他们看来，王权是一种神器，而“神器有命”，是人力所无法企及的。
    先秦具有亦经亦史特点的“五经”元典，就包含了丰富的天命王权思想，其中尤以《尚书》和《诗经》最具代表。《尚书》肯定王权来自天命。如《召诰》篇说“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多士》篇说：“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命终于帝”。《尚书》也重视敬德、保民，而目的是为了永保天命。《诗经》的天命王权思想集中表现为圣人天生说。在《商颂·玄鸟》、《商颂·长发》、《大雅·生民》和《鲁颂·閟宫》等诗篇中，作者为商、周始祖的降生都缔造了天生的神话传说，这一方面是对圣人与王朝诞生的真实迷信，一方面也是有意凸显王权的神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