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西方各种史学著作纷纷传入。他们的研究范围大到人类“文明”小至饮食服饰,甚至更以一些不常见的人类生活环节为研究对象,令人不禁发问:他们所搞的是真正的历史吗?是真正的历史学吗?于是,认真地严肃地尽可能科学地说明一下历史所具有的深刻内涵,阐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对于历史研究,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历史内涵作出评说,但不敢言本文所作的努力就是科学的答案,只是旨在抛砖引玉,敬请同仁指导。 一 众所周知,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自然,我们研究历史内涵就是探究历史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要探讨历史的内容究竟是哪些?这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必须要碰到又很难一下子弄清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史学理论上老生常谈又常变常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它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紧密相关。当然,历史学一经问世,历史便具有了它自身的固有属性,然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大,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对历史的认识就不断加深。历史的内涵也就不断增加。于是,回顾千百年来的历史学发展,扼要地考察一下前人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很有必要。 史学产生之前,主要是英雄史诗,史诗都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史学产生之后,中外一些古典历史名著的作者,大体都以“人事”作为历史研究的首要对象,作为历史的基本内涵。中国名家司马迁在《史记》上把叙述人物的社会政治活动作为中心。中国近代史学诞生前的几千年,莫不以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西方,塔西陀的《编年史》,李维的《罗马史》,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等,亦莫不以人的政治活动为叙述重点。其实,也不止是古典著作,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史学只是人事研究的复活,甚至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历史书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也就是以历史上的人事作为历史的最主要内容。 但是仅仅叙述人、“人事”,以借古鉴今,却一点也不能说明历史的发展究竟是怎么回事,西方中世纪,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首次将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统一的过程。历史的发展是由于善与恶、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之间斗争的结果。把历史的解释从人事扩大到超自然的天意,虽然称不上多少进步,但毕竟增加了历史的内容,从“人事”扩大到宗教、上帝。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看到了西方文明史无前列的巨大成就,他们相信理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强调以理性的精神来探讨历史发展的结果,给历史合乎理性的解释。其中,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该民族法律、政治和道德演变,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也就把地理环境的探讨列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伏尔泰则强调通过对过去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人类的时代精神,即通过“气候、政体和宗教”来研究人类的精神,把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人类的精神上。比伏尔泰稍早一些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强调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的共同意见。破天荒地首次认识到了人类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研究历史也就是要研究人类自己。 当然,比较系统地提出历史内涵的还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事。其中,应首推赫尔德。赫尔德认为,世界由自然界和人类构成,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演进的规律。历史有两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外部的自然力量所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一是内部的力量即人类的精神或民族的精神特性,而这后者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类社会即在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前进,因而历史研究就是探讨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精神相互作用下的发展,从大量的史实中看到统一,找出规律。赫尔德之后,作为一代宗师的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首先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做了区分,认为前者只有循环,没有进步,所以谈不上历史;只有人类社会才有历史,只有在人类的精神领域我们才能看到发展和进步,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于是“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①,自由意识得以发展的手段是人的活动。因此,历史研究的主题乃在于人事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由意识的进展。其实,黑格尔在历史的内涵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代表十九世纪史学的兰克。在“如实地说明历史”的口号下,影响和领导了整个史学的潮流,但其历史研究的主题仍局限于过往的人事上。 进入本世纪以来,历史学在西方的发展可谓群星灿烂,也有点令人眼花瞭乱,然细观其对历史内涵的论述,不外乎以下五种。 首先是主张研究历史就是解释和理解特殊历史事件的新康德主义史学或具有这种倾向性的史学。狄尔泰认为任何历史整体都只有个性,都是不重复的,研究历史就是求得历史个性的解释,当然,充满个性事件的历史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历史规律可言的。狄尔泰之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主张历史科学只研究事件。因为自然科学是规律科学,历史科学是事件科学,前者制定规律,后者描述特征,前者讲的是永远如此如此的东西,后者讲的是一度如此的东西;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于是历史科学应偏重于对个别,特殊和不再重复事件的研究,主要是作出因果的解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也大致如此。认为个人的行动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现象的特殊性,在于“竭力要对个别的、文化方面的重要行动,形成物和个性进行因果分析……”。②“目的是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的独特的个性”③,名燥一时的卡尔·波普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称,历史的科学是“对于特殊事件及其说明”的,“所谓历史‘资料’仅仅是记载那些被人认为足够有兴趣的事实”,历史理论只是“一般的解释”④而且历史是没有规律可言的,“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⑤真正的“人类史是没有,只有无数关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历史”⑥从而也否定了对历史整体认识的可能性。 可以归纳为第二种类型的是过于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作用而否认历史客观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家。其中以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为代表。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卡尔·雅斯贝斯把客观历史过程和主观对历史的认识合而不分,认为在主观历史意识之外并无客观历史过程的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⑦法国历史学家马鲁说得更加露骨:“历史是人类的过去的知识”⑧是“经由历史学家的努力,在思想中取得的对于人类的过去的认识”⑨无异于说历史学家的认识就是历史。雷蒙·阿隆与马鲁同出一辙,主张历史“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发现了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⑩人只是意识到有一个过去,才会真实地有一个过去。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历史(即“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是从属于历史知识(即“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的,而历史知识又处于不断变动的情况下,所以历史就变成“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历史的定义甚至被简化为“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11)。 在这方面最系统又最突出的当然要数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克罗齐在其《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虽然承认现实世界的演变过程就是历史,但并不认为这是真历史。真正的历史是精神。“精神即历史,在历史存在的每个时刻,精神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精神也是以前一切历史的结果。”“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去研究过去,“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12)这种现在的兴趣引导我们去研究过去的历史,确切地说是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它。这种历史研究就是一种思想活动,而任何思想活动对于思维主体来说总是发生在现时现刻,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现时现刻活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思想。既然历史是人的思维的结果,那么,在历史意识之外,并没有什么“资料和文献,”“因为外在事物不能在精神之外存在,并没有思维,没有所谓精神的动作,文件也不过是“声音和其它符号的混合体”。显然,如此过于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作用,已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 深受克罗齐影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继承和发展了克罗齐关于思想或精神活动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旧活在现实中的过去。探讨历史的过程,并不关心事件本身,而只注重能表达思想的事件,关心的只是思想。由此,柯林武德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主张只有理解了前人的思想,才算真正理解了历史。因而“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13)。也就同样地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滑向主观唯心主义。 第三,主张历史研究应为“文化”、“文明”为对象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斯宾格勒认为没有一般意义的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各种文化的传记,世界历史是通过各文化的兴亡盛衰来体现的。文化是一有机体,各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等价的,自我中心的,都不存在共同的世界中心,研究世界历史,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兴亡盛衰的历史。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脉相承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亦以讨论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为内容,把历史研究的范围定为社会文明。“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14)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生活在某种文明之中的社会整体,实际上就是指文明。文明或文化研究,仍然解决不了历史是怎样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问题。 第四,兴起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的主张研究社会各种关系的结构主义史学。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一书中说:“结构研究的目的在于借助模式去研究社会关系。”即建立一种类似的,适用于各种文明的一种模式,来探讨社会关系。而世界的结构性并不是客观世界固有的,而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是人脑的结构化潜能对混沌的外界的一种整理和安排。也就是说,结构是先验的东西。那么,用这种先验的结构来排列社会历史现象,只能把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排列成一个个结构,就算一个个结构都整齐划分出来,仍然是一堆堆的结构,并不会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第五,是本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法国年鉴学派。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反复强调,历史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人的个别方面,而是完整的人,人的总体。历史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类总体。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事实,也就是包括一切历史的现象的建构或抽象。这样,成千上万普通人,各种各样自然的、地理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宗教的等等现象取代了以往的个别人物和政治事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主要采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对历史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经过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几十年努力,今天他们的研究课题涉及人类生活,人类历史的每一方面,每一领域。研究涉及生态、地理、气候、物产、人口、饮食、服饰、交通、劳动、技术、市场、商业、恋爱、婚姻、性、妇女、儿童、乡村生活、市民、商人、教士、知识分子、疾病、医药、死亡、精神病、神话、巫术、宗教信仰、文化生活、风俗时尚等等,小到一个几百人的山村在中世纪几十年中的历史,大到一个民族在几世纪中的心态,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中肯地说,年鉴派的研究是比较成功的,只是未能说明历史内在的联系与统一,其创始人的总体历史理论亦未能完整地说明历史的深刻内涵。 综上可见,千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中,虽然许多人都极力追求正确地认识和解释历史。但他们所认定的历史学研究对象,从最初的英雄伟人,到一般的民众,从政治史到社会、经济史,再到社会结构、思想精神史,不断有所进取。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或多或少都触及了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历史认识方法,然都无法科学地说明全部的历史现象,没能提供关于什么是历史内涵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地说明历史的深刻内涵,以求得对历史内在发展的认识,便落到了时人的肩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