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雇佣工人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前进。
    1293年佛罗伦萨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直至15世纪中叶美弟奇专政之前，共和国民主政体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西方学者在探讨佛罗伦萨民主政治前进的动因时，着眼点始终放在有产阶级方面。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姆·内捷姆1979年提出小行会（传统中世纪行会）同大行会（资本主义工商业及银钱业组织）的斗争是佛罗伦萨14世纪民主政治演变的根本动力。（注：约翰·姆·内捷姆《14世纪的行会共和国》，载《美国史学评论》第84卷，第一册，约纽1979年出版，第59-60页。）资产阶级不愿承认劳动人民对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
    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夺了最后一件衬衣，在政治上也深受欺压。他们被禁止建立自己的任何组织，从而完全被排斥于共和国政权之外。为了争取自身解放，早期工人阶级自形成之始就掀起了反抗斗争。1343年佛罗伦萨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雇佣工人起义，斯蒂芬尼编年史记载，近四千“梳毛工人和贫困的小人物”参加了起义；1344年染匠柯拉查领导雇佣工人举行起义；1345年在梳毛工楚托号召下，掀起了罢工运动，使“全市沸腾起来”（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85页。）。工人们波澜起伏的反抗斗争终于酿成了1378年褴褛汉起义--佛罗伦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雇佣工人革命运动。雇佣工人的斗争虽然先后被统治阶级镇压，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震慑了统治集团，连成了一条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红线。这一点在褴褛汉起义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后，封建贵族的势力并没有廓清。他们通过插手工、商、银钱业躲过了《正义法规》的惩治，并且同一小撮贵族化的资产阶级上层勾结在一起结成新教皇党，与共和国政权抗衡。在他们的压力下，起草《正义法规》的比拉被迫亡命国外。14世纪中叶，新教皇党势力达到灼手可热的鼎盛程度。斯蒂芬尼编年史写道，“市民们碰到他们诚惶诚恐，立即脱帽鞠躬。比看到执政们还要恭敬。”（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150页。）因此，压在佛罗伦萨劳动人民头上的不是一座大山而是两座大山，他们的敌人不仅有早期资产阶级，并且有“敌人的敌人”--以新教皇党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保守势力。褴褛汉起义不仅打击了资产阶级政权，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做出一定调整，并且涤荡了封建残余势力，间接地推动了民主政治前进。关于前一点作用，一般着述都已论及，后一点却至今被人们忽略。
    1378年褴褛汉起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马克思在评论1378年起义失败后佛罗伦萨形势时，十分精辟地指出：“佛罗伦萨的格兰德（封建贵族）与平民一齐衰落下去了。”（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291页。）起义之中，许多封建贵族（如阿尔毕齐）的房宅被烧毁，财产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后建立的新政权在经济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封建势力的措施。1378年8月27日颁布了没收并拍卖格兰德地产的法令。 起义被镇压后成立的新政府仍执行这项法令，1378年12月7 日宣布继续拍卖所没收的封建贵族地产。14世纪末期，“佛罗伦萨显贵，如舍奇、彼鲁齐、斯卡里、斯庇尼、瑞斯等家族，过去十分豪富，由于财产丧失现已家道中落，有的甚至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78页。）政治上亦然。七月起义政权宣布剥夺格兰德和“大格兰德”的政治权力。八月起义中褴褛汉更加明确地指出：“任何一个骑士不得担任任何官职。”起义虽然失败，但封建势力直至15 世纪中叶之前却一直未得复兴。 1382年“肥人”政府重申：“1378年被划为教皇党的人不准担任公职。”（注：罗纳德·维特《佛罗伦萨的政治与统治阶级》（1382至1407年），载《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第6卷，第一期。）据统计，1380 年规定每个区只能有八名封建贵族出身的人进入议会，占议员总数六分之一，1412年又规定每个区只能有四名贵族议员，占议员总数十二分之一。（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156页。）起义之前气焰嚣张、 总摄全城的教皇党在14世纪末已日暮途穷，不得不依靠借债维持。
    随着封建保守势力的衰落，14世纪至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所前进。该时期佛市政府执政成分的演变很能说明问题。起义之前，1368年至1378年只有92名“新人”当选为执政，占执政成员总数的16.7%；起义之后1382年至1387年，共有107 名“新人”当选为执政，占执政成员总数的36.7%，比起义前的比例提高了一倍还多。（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248页。）所谓“新人”一般出身中等市民， 或者由于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获得专长而受到重视，或者由于从事资本主义经济而发迹。“新人”由于与封建经济联系不大，因此反封建立场较为坚定。他们政治影响的扩大，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征兆。与此同时，曾四次当选为执政的“政治领袖家族”在执政中比例趋于减少。 起义之前， 1372年11月至1378年8月每届执政成员中平均有3.3人来自“政治领袖家族”，起义之后，1382年5月至1387年6月每届执政成员中平均只有2. 2人来自这种家族。不仅如此，“政治领袖家族”当选的次数也渐次减少。起义之前，1353年至1373年期间，曾五次或六次当选为执政的家族是屡见不鲜的。起义之后，1382年至1409年则无一家族曾四次当选为执政（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250页。）。“政治领袖家族”因其传统渊源， 经济中封建成分较多，是早期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他们在政治上的衰落是佛罗伦萨政治民主化的另一征兆。
    早期雇佣工人革命运动对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另一体现。它说明：即便在上层建筑顺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的时期，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