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养内阁的主要使命是解决满蒙问题。3月12日，犬养内阁召开“阁议”，通过了《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注：《主要文书》（下）第204-205页。此文件在有些书中与前述1月6日文件相混淆，被误记为《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如：［日］《现代史资料7》第494页；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页。）以及两个附件：《伴随满蒙新国家成立的对外关系处理纲要》、《伴随满蒙新国家成立的诸问题中特别需要紧急处理的事项》。（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27,IMT149，第25-39页。）但除了扶植伪满洲国之外，踌躇于承认问题，且在一二八事变后的扩大侵华中无所作为、与中方签定了上海停战协定的犬养首相，随即于5月15日丧身于法西斯势力发动的政变之中。
        “五一五事件”之后上台的斋藤实内阁（26日），成立初期在对华政策乃至对外政策上的关键问题是承认伪满洲国。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较之于“独立”问题，承认伪满是一个更能引起列强关注的敏感点。（注：United State of america,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Diplomatic Papers,1932,Vol.Ⅲ，The Far East,p420.）7月6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被任命为外相后，提出了“焦土外交”的口号，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注：［日］内田康哉传记编纂委员会、鹿岛和平研究所编《内田康哉》，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357-359页。）他上台不久，即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之间，围绕日本新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多次磋商，并达成一致。
        在此基础上，8月27日，斋藤内阁“阁议”通过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理时局方针）。该文件规定，在对华政策上，日本要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关于“对满蒙政策”，虽被视为日本外交的“核心”，但却只规定了继续奉行前内阁3月12日决定的方针。它以大量篇幅规定的是日本在新的国际关系之下的对中国本部、国际联盟及各国的政策，特别是被列为首位的对华政策。关于“对中国本部政策”，文件在正文中规定“以发挥其贸易及工业品市场的作用为主”，但在“附件甲号”中规定的具体内容，则与此迥异：“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于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场及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使其有利于我方”；“在情况允许之时，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对于“山东地方及华北”，规定：“万一该地区治安发生显著混乱、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重要权益绝对需要保护时，就应当出兵”。（注：《主要文书》（下）第206-210页。）上述文件，以较为隐晦的内容和“正文”与“附件”矛盾的方式，表明了日本在即将结九一八事变之后，仿效伪满洲国，对中国本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斋藤内阁的上述“阁议’决定，在将“满蒙政策”与“中国本土政策”分开处理、以及不惜出兵“山东地方及华北”这两个根本点上，与以前的田中内阁“东方会议”所决定的对华政策及其出兵山东之举，并无二致。（注：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文件，参见《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但它不同于以“满蒙政策”为重点的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的重点，已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因此，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达成的斋藤内阁的“阁议”决定，就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满蒙政策向中国本土政策的过渡，从而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既是此前酝酿一年多的对华新政策的总结，又此后日本继续探索与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根据。
        此后不久的9月13日，日本枢密院在天皇亲临、内阁阁僚全体与会的情况下，讨论通过了《日满议定书》及其附件。（注：［日］国立公文书馆藏《枢密院会议议事录》第71卷（昭和七、八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第115-131页。）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定了上述条约，正式加以承认。
        三
        经过九一八事变、基本解决了满洲问题之后，按照上述“阁议”决定的方针，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重点，转向了其原本就有工作基础的华北地区。1932年间，日本以热河与山东地区为重点，实施其华北政策。与此同时，日本军部的特务机关也在河北与热河境内，策动以段祺瑞为首的旧安福系政客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旧直系军阀，进行反对张学良的谋略活动。（注：参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致内田外相电（9月14日）、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致内田外相电（9月30日），［日］外务省编印：《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一部第一卷，东京1996年版，第594、597-598页。）
        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由淞沪抗战转向了反蒋抗日之后，在华北联络冯玉祥等人，企图“南北并起”以倒蒋。（注：参见：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与蒋胡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西南派在对日态度上虽有变化，但并未放弃与日本的交涉。9月间，胡汉民派陈中孚秘密赴东京，探求日本军部的意向。陈中孚回到上海后，又与日本公使馆要人交换了意见，随后到广州向胡汉民汇报。西南派乃向日方建议：让张学良下野，使之担负“满洲问题”的全部责任；借讨张，使广东在反蒋方面成为与华北相匹敌的策源地，并在武器与财政方面请求日本的支持。（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一部第一卷，第596-597页；［日］外务省编印《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一部第一卷，东京1981年版，第816-818页。）这些主张，当然也反映了日本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