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元旦，日军在山海关挑起事端，由此开始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又一新的侵华步骤--热河与长城作战。2月9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进攻热河乃是满洲事变的“画龙点睛之笔”。（注：［日］仲摩照久编《热河讨伐及热河事情》，东京新光社1933年版，第32页。）10日，关东军公布热河作战计划，则指出其“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的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日］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71页。）23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不亚于“宣战书”的声明，内称：日军在热河的行动，“原则上仅限于满洲国领土以内，惟张学良军队等若采取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注：外交部长路罗文干致蒋介石电（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00页。）据此，日军在3月4日攻占承德之后，迅速进攻长城各口，并实施配合长城作战的华北谋略。
        此次华北谋略的实施者，日本军部选择了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少将。板垣在东京获得了参谋本部的同意，陆军省也以只搞军事谋略为条件，拨给其活动经费。（注：《土肥原秘录》第18-19页。）2月13日，板垣以参谋本部未公开人员的身份，来到天津，担任特务机关长。板垣机关在以往华北谋略的工作基础上，对华北当时的政情进行了观察与分析，他们把现在华北的军政人物分为四派：“蒋介石派”、“反蒋派”、“维持现状派”、“首鼠两端派”。其工作计划是：以“关东军武力、天津机关、张景惠等其他满洲国要人”，联络“反蒋派”与“首鼠两端派”，并通过这两派，联络“维持现状派”；然后再以“维持现状派”与“首鼠两端派”，继续与“蒋介石派”联络；同时通过“反蒋派”（包括安福派、直隶派、张作相派等），对“蒋介石派”实行军事攻击。（注：详见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所制《华北政情的观察》附表，《现代史资料7》第545页。）这就是板垣机关华北谋略的主要内容，其工作对象的重点是“反蒋派”，工作目标的重点是“蒋介石派”。3月底，关东军发动了“滦东作战”，以配合板垣机关的工作；军部也为其增加了活动经费，企图一举实现“策动内变”为主的目的。
        但直到5月初，板垣机关的华北谋略也没有取得太大进展。而在此时，南京政府已决定对日缓和、进行直接谈判，并派黄郛北上，在北平设立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收拾华北时局。为此，日本决定放弃“策动内变”为主的方针，改取“以战迫和”的政策。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赴东京，与参谋本部协议后，回到大连与武藤信义司令官进行了密商，于5月3日发出第503号命令，对华北方面的中国军队“再次予以致命的打击，挫败其挑战的意志”。（注：《现代史资料7》第541页。）6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及上海武官、北平及天津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提出了以关东军武力打击为主、华北谋略为辅的处理华北时局的方针，以“造成华北军政的实质性屈服或分解”；并且要“更加助长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分离倾向”，在华北施策时，要“利用华中现政权的动荡而巧为操纵，使这一动荡反映于华北、华南两地区，从而造成用于我方的环境”。（注：《现代史资料7》第543-544页。）这份文件表露了日本以华北政策为主、华南政策为辅，操纵南京政府，再以南京政府的动荡，导致华北、华南两地区的动荡，最终造成全中国分裂的企图。这也是对于去年8月27日“阁议”决定的日本“对中国本部政策”的最好而全面的体现。
        按照上述方针，关东军于5月7日开始了向长城各口及冀东地区的攻势作战，以武力造成华北当局的“迫和”之势。板垣机关继续以北平、天津为中心，配合进行华北谋略的工作，企图以旧北洋系人物为主，树立华北新政权乃至“华北五省政权”。（注：内田外相致上海有吉明公使电（5月19日），［日］外务省编印《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三卷，东京1981年版，第857页。）
        在关东军达到“造势”目的而华北谋略仍无多大进展之后，22日，参谋次长通过关东军，训令天津特务机关结束工作；参谋总长则训令北平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受关东军指挥，开始停战谈判。（注：《现代史资料7》第517-518、555-556页。）日本军部在华北政策上的变化，是由于他们已经认识以黄郛为首的华北当局，基本上符合其需要，从而企图“使南京政府以黄郛去实施改造华北的国民党、禁止排日等政策；万一出现黄郛已经努力，而结果仍然是党部横行、排日运动依旧的情况之时，再另外打算也不迟”。（注：《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三卷，第863-864页。）28日，关东军给天津特务机关的电报中，又对此再次加以说明：“此时应迅速抛弃过去以北洋系军人为中心的计划，而应劝说黄郛，并以他为中心，迅速树立亲日满政权”。（注：《现代史资料7》第559页。）这表明，日本的华北政策已由板垣机关的工作，转向“树立以黄郛为首的亲日满政权”了。
        5月25-31日，日本在逼使北平军分会与之签定关于停战的军事协定即《塘沽协定》的同时，又在酝酿与华北当局签订与该协定相关的“第二次协定”即政治协定的问题，企图以此实现其新的华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