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确定上述华北新政策之时，参谋本部就考虑，要在第一次停战协定成立后，进行第二次谈判，以签订一项包括善后问题在内的“另外协定”。关东军也同意这个意见，并指出该协定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一）彻底取缔排日；（二）严禁策动扰乱满洲；（三）在缓冲地带（中国军队不进入的地带）的治安维持与交通规定”。（注：《现代史资料7》第555页。）当黄郛在北平与日方密谈之时，24日，内田外相致电北平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要他在停战协定成立后，不失时机地与黄郛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其内容有：“（一）北平政整会镇压辖区内的一切排日运动；（二）由该委员会镇压发生于辖区内的给予反满义勇军的一切援助；（三）该委员会对其辖区与满洲国领土间的适当而和平的交通，扫除一切障碍（该项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便于从华北方面向热河省供给物资）。以上三项，重要的是要达成某种形式的协定；（四）要商定停战区内的治安维持方法，并将此协定与军部协商”。（注：《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三卷，第870-871页。）
        29日，关东军再次向参谋本部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在停战协定后，签订“第二次协定”，并希望在该协定中增加“华北政权禁止一切排日运动”、“开始满洲国与华北之间的合法交通与贸易”等项内容。（注：《现代史资料7》第559-560页。）同时，内田外相也以“大至急、极密”的电报，致电中山详一，再次提出了外务省关于华北停战的政治协定的内容；还特别指出，该协定已与陆海军协商过；并提出了签订该协定的时机与方法。（注：《主要文书》（下）第273-274页。）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达成的、急于要与中方签订的这份“第二次协定”即关于华北停战的政治协定，暴露了日本将要付诸实施的华北新政策的内容。
        从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结果来看，上述内容并未形诸条约文字。故在《塘沽协定》签字后的第三次会谈中，关于第四项，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又提出“取缔排日不在协定范围之内，但此问题实为中日争执之源，希望华北当局速结第二次协定，厉行取缔以示诚意”，中方代表熊斌当时则回答“本职军人不能直接处置，当代传达”。（注：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三），台北1965年版，第184页；《现代史资料7》第527页。）这样，就埋下了继续进行塘沽协定善后谈判的伏笔。而日本政府与军部之间酝酿的关于《塘沽协定》的“第二次协定”或政治协定，就构成此后日本逼签《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的依据，其内容也成为该两协定的滥觞。
        《塘沽协定》，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实施对华新政策特别是华北政策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它又开启了新的阶段。负责谈判的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认为“它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期间，我国长期对外战争中的最重要的转折点”。（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3页。）日本外务省在七七事变后的一份文件中也认为：“谈到现在的华北政权成立之经过，则至少要从塘沽协定的签订讲起才合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59,IMT456，第55-56页。）因此，《塘沽协定》之逼签，又可视为“华北事变”的前奏。
        在板垣机关策动华北谋略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也在闽、粤一带策划过一次“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和知此前得知两广的实力派人物“企图再开日中直接交涉，以日、满、华提携结成亚细亚联盟”之后，亲自出马，以港币买通了广东归侨中的一些人，组织了“广东大亚细亚协会”，并由该会组织了“归国华侨旅行宣传队”，计划于4月23日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土墓前举行仪式（4月23日系旧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曾在此发生黄花岗之役，72名反清志士牺牲）时，公开散发“大亚细亚主义、王道政治”的标语，由此开始发动华南的“大亚细亚联盟运动”。但在仪式时，他们却出乎意外地散发了内容完全相反、宣传抗日排日的传单。和知非常狼狈，却谎报了参谋本部，日本报纸亦宣传“广东大亚细亚联盟运动抬头”的消息。（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13,S1200-14，第75-87页；S510,S1110-40，第238页。关于此时日本在华南策动的“大亚细亚协会”组织，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版，第837-840页。）这次流产的运动，表明了日本在华南的政治企图。
        从1931年初的“石友三工作”、到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的近两年半时间，是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新政策即除“满蒙”之外的对于中国本土政策的酝酿与探索阶段。这期间，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的既定目标，以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满蒙”政策，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和工作重点：继侵占东北后，扶植并承认了伪满傀儡政权；又侵占热河及长城地区，扩大与巩固了对伪满的统治。与此同时，为配合九一八事变的发动与扩大，日本又酝酿并探索实施了“对中国本部政策”：以毗邻东北的华北地区为中心，以反对张学良以至蒋介石为幌子的谋略活动为主要内容，并以对广东-西南派的华南工作相配合，阴谋北南夹击、搞乱国民党中央政府，达到仿效伪满洲国、分裂全中国的企图。这些对华新政策。从内容、方式与目标等方面，奠定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