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国家税收既影响生产,也影响贸易。卡诺是哈里发帝国中税收最低的,而且,除织染业和锻铁业之外,对大多数手工业生产不征收直接税。这种税由官吏每年在收获季节后巡视王国各地的染坊征收。征收此税也有助于官吏们了解各个染坊集中之处每年的发展情况。在私人染坊,它还促进了一种松散形式的手工业组织出现,创造了信息交流和手工业组织之间交流的途径。锻铁业则是一个例外,以实物形式征税,而且是唯一具有高度组织和等级之分的行业。每年由“铁匠王”或其代表到各个锻铁点征收一定数量的农具,以保证埃米尔直接获得所需的工具和武器。为了保证锻铁业的发展,国家还免除了一些铁匠的农业税,或将其他一些税转嫁到不从事这一行业的农民身上。 2.家内奴隶制度对卡诺生产的影响。19世纪卡诺的发展与奴隶劳动分不开,但卡诺奴隶已带有农奴特点,可以有自己的家室,对主人的隶属程度低于一般概念上的奴隶,所以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卡诺奴隶也用于手工业劳动和长途贸易。卡诺奴隶社团也有较强的分工,例如在卡诺城附近的一个奴隶聚居地,主要任务就是为王宫提供牛奶及奶制品。这种集体奴隶带有隶农的性质。 19世纪的卡诺还流行一种穆尔古制度(代役租)。奴隶只要给主人交一定数额的钱代替劳役,就可以做自己的生意或去做工。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奴隶主除自己需要外,往往将有一技之长的奴隶租给别人,而不将他们仅用于农业生产。 3.多迁移形式加强了人员的流动性,促进了卡诺与外界的联系。人员的经常性迁移在豪萨地区,特别是在卡诺非常普遍。豪萨社会已发展起了一套多种形式的迁移制度,从豪萨语中有专门的词汇表示不同形式的迁移可以看出,如kaura,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普通迁移;cinrani,季节性的迁移;fatauci,长途贸易;almajiranci,伊斯兰学者们的游学活动;haji,朝圣,等等。所有这些迁移扩大了豪萨商人与外界的联系,使得遍布西非大部分地区的豪萨人社团常常以卡诺人占主导地位,以卡诺方言为标准的豪萨语则成了西非的商业用语。 4.独具特色的宗教教育提供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卡诺的这种宗教教育制度也可以算是一种经常性的迁移活动。豪萨地区早就有宗教教师在旱季从一个村庄云游到另一个村庄的习惯。此时,农民按照传统习惯捐献财物支持宗教。许多年轻人跟着老师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沿途还会有一些村庄的人不断加入这所流动的学校。老师也鼓励学生干些零活以帮助学校。这样,学生们或多或少可以学会一些新的技术或得到与当地工匠交流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制度提供的不仅是宗教教育,而且带有劳动技能培训的特点。 5.传统的婚姻制度加强了各村的联系,促进了交流与发展。云游的宗教教师、手工业者往往与所到之地的人结亲。一但这种婚姻纽带建立起来,几代都会得到加强。这就意味着各个村庄之间有习惯性的人员往来。在豪萨地区,人员的流动又伴随着货物的流动,如谷物、靛蓝、棉花、食物、织染的布,等等。这无疑对生产技术和商品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19世纪卡诺的发展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19世纪之前就已存在或得到发展,但只是在19世纪才表现得较为突出,并且有机地结合起来,促成了卡诺的繁荣。 三、殖民统治对卡诺城市形态和经济的改变 在英国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卡诺作为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的典型,社会经济和城市形态等遭到一系列扭曲和变形,自身发展被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 (一)殖民统治对卡诺城市形态的影响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卡诺城市形态的影响是通过两方面体现出来的:改建老城区和增建新城区,其中最主要的是后者。殖民主义者根据间接统治的原则将卡诺一分为二:有土着政权管辖区和殖民政府管辖地。其中城墙环绕的老城和城外的法格属前者,而新区则属殖民当局管辖。 卡诺新城区的建立纯属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190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卡诺古城以东建立了新的统治中心,当时对卡诺城市形态没有立即产生多大影响。继而,卡诺城墙之外也出现了一些贸易点,如伦敦卡诺贸易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等。1912年,铁路通到了卡诺,极大地刺激了城外的商业活动,并且改变了卡诺贸易的方向,即从先前的与苏丹地区、北非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转向沿海,通过海港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这些新的中心到了30年代已经牢固地扎下了根,其重要性超过了城内中心市场。新的中心还将卡诺城内的发展引向偏东的区域,而城内西部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卡诺新城区一开始就是按照民族隔离和阶级隔离的原则来组织的,明显地分成几个区:1.萨邦-加里,即北方城市中的南方人区,主要居民是尼日利亚南方基督徒,大多受过教会教育,来卡诺后作为中间商或欧洲商行的代理人。2.图顿-瓦达是殖民当局为雇佣的清洁工、搬运工、军人建立的居住区。3.瓜加尔马、加马主要由城市雇佣劳动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4.邦巴伊、纳沙拉瓦为欧洲人居住地。“尽管卡诺的穆斯林社团确实希望不受打扰,同外来的非穆斯林居民隔开,但英国的政策却使种族、部族以及阶级隔离的模式固定了下来, 大体上一直持续到半工业化时代。 ”(注: Lubeck, Paul: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CambridgeUniv, Press,1986,p.34.)这一时期, 卡诺老城区的城市结构和社会组织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进行了很有限的医疗卫生、水电、交通设施的改善。在许多豪萨人的心目中,卡诺古城仍是中心,新城只不过是古城的一个附属物。如果说殖民统治对卡诺古城的改建只是表面影响的话,它对卡诺传统经济的影响则是根本性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要深远得多。 (二)殖民经济政策对卡诺传统经济的改变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将卡诺改造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有:逐步废除了奴隶制、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当地的土地制度、以多种手段促进原材料的生产和开采、修建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设施等。伴随这些经济政策的出笼,殖民当局基本上完成了对卡诺经济的改造,卡诺也逐渐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 首先,卡诺经济向以出口农畜产品、矿产品原料为主的商品经济转化。无论是19世纪,还是殖民统治初期,卡诺经济虽以兴盛的贸易着称,但它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进行的,即使是对北非的贸易也是如此。殖民统治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作为卡诺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生产,现在成了生产出口作物的农事活动。土地被铁路、公路、矿山以及居住区大量侵占而影响了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另外,许多农民从事花生种植,旱季向城市迁移,到锡矿充当劳工或修筑公路、铁路中的强制劳动力,致使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而非生产部门的人员,如行政人员、中间商、军人、警察、学生以及穷人,在日益增多。殖民当局、土着政府还雇佣大批职员,甚至各区的头人以及村的头人都雇佣仆人。这些人都要依靠生产部门而生存。殖民城市的性质实际上是寄生性的。 除农业外,卡诺传统的手工业也在衰落,小手工业逐步控制在殖民地创办的工厂之中。到40年代,殖民当局建立了各种委员会,研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包括家禽饲养、谷物加工、榨糖、染料业等。到了50年代,动植物油加工、酿酒、食品加工以及糖果业等已在新区出现。这些公司为外国资本家直接拥有,或通过中间人经营,雇工25到500人。(注:Shea,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in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p.182.)传统的商品加工业在衰落的同时,食品的进口和分配则掌握在这些贸易公司的手中,物价也由他们来掌握。在1914年饥荒中,一些公司把从农民手中收购来的花生又高价卖给缺乏食物的农民,比出口到伦敦更赚钱。(注:Shea,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p.182.)卡诺经济发生转变的同时,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兴起。但总的说来,由于殖民统治极力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部落制度为其间接统治服务,卡诺的社会制度所受的冲击比尼日利亚南部城市来说要相对小一些,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就显得相对滞后。卡诺的资产阶级同统治阶级、殖民主义的联系也较强。 四、独立后卡诺飞速发展诸因素及问题 1960年尼日利亚的独立为卡诺从殖民化城市向自主的现代城市过渡提供了先决条件。独立以来,卡诺的发展与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分不开。 (一)当代卡诺迅速发展诸因素 当代卡诺是尼日利亚卡诺州首府及北部最重要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非其他内陆城市。卡诺作为豪萨地区商业、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位仍然存在。当代卡诺发展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化速度非常快,这与以下因素分不开。 1.经济因素在分析尼日利亚城市化的经济动力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石油经济的影响。尼各大城市依靠滚滚而来的巨额石油财富,得到了迅速发展。自70年代初以来,尼在短短几年一跃而为世界第七、非洲第一大产油国,经济进入了石油繁荣时期。 石油繁荣使卡诺从一个花生出口中心向半工业化的现代城市转变,且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卡诺的发展与尼全国的经济形势日益联系在一起,因为卡诺州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联邦中央政府的石油收入,如1971~1972年度,联邦政府的拨款占卡诺州总收入的78.1%,1975~1976年度,则占到了87%。(注:Lubeck, Paul:IslamandUrbanLaborinNorthernNig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p.47.)石油繁荣将卡诺经济进一步纳入世界经济的轨道,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卡诺投资设厂。另外,石油繁荣使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受过教育阶层的生活消费方式国际化,从而在占少数的社会上层、暴发户与日益贫困的城市大众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道德上的裂痕,表现为伊斯兰信仰与石油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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