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本文拟就其晚年所成的两部史学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来阐述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就正于大家。
    一、封建史论发展的一个圆圈
    “史论”在我国史学领域中可谓渊远流长，自《左传》、《史记》发其端，而后代代有之。它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史学理论和一般性论史事人物、文物制度的作品。本文所言“史论”指后者而言。
    从史学自身层次来看，它包含着三个成立体型的发展阶段：史料搜集和编纂，对史事人物法令制度的个别探讨，最后写成观点明确、体系完整、有述有论有评的通史、断代史或专史。我国古代史籍虽号称汗牛充栋，但大多为第一阶段型的史料；第二阶段即表现为“史论”，但没有发展成一个完整体系；第三阶段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然“史论”的发展到王夫之时可谓告一段落。亦正如梁启超所言：“《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若拿出来和吕东莱的《东莱博议》、张天如的《历代史论》等量齐观，那便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0页）
    王夫之前的史论，大多表现的是史家对某事某人所发的慨叹：“于其间善恶分明，可为龟鉴者，各系以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八史部史评类）有时又显得纵横捭阖有余，史论结合不足，对历史进行点和面的研究都做得不够。总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往往就事论事，大都借古喻今，……这种方法显然是为了实用而作的简单的历史比附”（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第264页）。可以说尹达先生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但王夫之的史论和这些史论比较起来就大为不同了。
    首先，《读通鉴论》和《宋论》有明确的写作目的。王夫之以为：“论治者言得言失古今所共也；而得不言其所自得，失不言其所自失，故牍满册府而听之者无能以为益”（《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卷九第367页。以下凡引同书只标卷数），“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叙论》三）。研究历史是为了探索历史演化的内在原因，以为行事之征、资世之用。因而，以史为论必须要“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为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在矣”（《叙论》四）。设身处地地研究历史，沉思默想过去因革兴衰之原因，一切是为了“今之兴利以除害”，为现实政治提供科学的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由许多因素相激相荡而完成的，对历史的评述也就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武断。王夫之也是这样做的：“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于至治之本；而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驰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叙论》四）表现出王夫之对史学的客观探索精神。此乃第二，也是王夫之史学研究中最为可贵的精神。他说史家也欲设身处地研究历史，“观史当如身在其中”（退补斋藏版《金华丛书》本《东莱集》卷十九《史说》第2页），但他们所缺乏正是这种客观精神， 这种挖掘历史演化中内在联系的探索精神，难免陷于“简单的历史比附”。那么王夫之是怎样把这两种精神融在一起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呢？下面试用实例证之。
    《读通鉴论》卷五《王莽速移汉祚由儒术之伪》条，阐述了王莽之所以很快代汉的一种社会思想根源。他首先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既为事实又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西汉很快为新莽所代，而东汉及魏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才分别为魏晋所代？然后笔锋一转提出论点：“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兴废者也。唯至于天下之风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国家之势，乃如大堤之决，不终旦溃以无余”；“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竟其能然，而早已然矣”。接着在下文中，王夫之以史实为根据分两层作进一步论述。第一层中，以丰富史料为依托，概述了王莽步步擢升以至为天下人拥戴的情景。王莽由于出身“贫贱”，青少年时折节拜师学儒，且在行动上又给人留下一种纯儒印象：“事母及寡嫂，养孤兄之子，行甚敕备”（《汉书·王莽本传》）。虽然自身“贫困”，还常常拿出资财赈济别人，在未登仕之前已用种种方式获取了人心，因而“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于丁、傅，而讼之者满公车矣；元后拔之废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势力和影响。王夫之又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道：“夫失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为之，而蛊天下之风俗不在此。”成哀之际的政治腐败使民心荡失，为王莽专权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环境中，废汉自代总是大逆不道，为天下人所耻。但王莽却平平安安地在一片“请愿”声中登上九五之位，原因又何在呢？在一层末尾，王夫之作了这样总结：“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挟儒术以节其贪玩。故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无惑乎相鹜如狂而戴之矣。”道出症节之所在：学术风气的败坏，沽名钓誉的兴起是王莽速移汉祚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样转入第二层论述，从匡衡、孔光到刘歆学术风气的变化：借托古以标名，互相鼓吹，“播其淫响”，“而且经术之变，溢为五行灾祥之说”。王莽也就利用这种变化大造所谓祥瑞，以惑众愚民，“而愚民亦畏天以媚莽”，这样王莽就造成了不代而代之势。最后引《左传》之语作结：“国有道，听于人；国无道，听于神。”道出了他本人的无限悲叹，同时批判了当时学术上的虚假成份及其对政治危害，并针对现实中崇拜佛释、空谈性理之风盛行，教导人们应以汉亡为垂训，抨弃伪术，不然亡国灭家之势必不可免，这也是当时有识之士对明亡原因的共同看法，达到了论史以治今的目的。纵观本篇，王夫之抓住“速”展开论述，虽然不能全面反映王莽代汉的原因，但从一角度立论，以史实为根据，加深了对问题研究的深刻性，结论尤具有一定科学性，值得后人借鉴：学术若脱离学术氛围，为一定思想所左右，则不仅学术本身不能健康发展，而且还对社会造成很大危害。立言者不可不慎！
    同书卷十《魏晋以屯田平天下亦因其时因其地》条，更反映了王夫之历史研究中根据史料设身处地研究历史的客观精神。他首先从军粮供给、部队建设、士兵爱土爱家的心理培养进而发展成作战中的勇气等方面，概述了屯田（军屯）的六大益处，并且从正反两方面指出军屯的实际效果：魏晋以屯田平定天下；诸葛公以此稳固蜀汉政权；姜维不能继之，致使蜀汉败亡。但他又指出屯田是有条件的，必“有其地，有其时矣”。在空间上，屯田需要大片田地，且是因战乱或其他原因，人民自弃的土地，否则“夺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败速也”。在时间上，军屯必须在战争交滞状态下进行；否则“四海荡平之后，分散士卒，杂处民间，使食利于耕，而以战守为役，则虽有训练钳束之法，日渐月靡于全躯保室，朴钝偷安之习，而天下于是乎无兵”，军队也就不成为军队。王夫之结合三国魏晋的实际，论述了当时军屯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为的论。故此，他警告为政者说：“法有名同而实异，事同而效异，如此者多矣。谋国者不可不审也。”如此“史”与“论”结合的史论，论据有力，分析周密，不但产生了正确的可借鉴的结论，且和近现代讲究推理严密的史学论文无多大区别。难怪近人郭嵩焘力称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于世，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郭嵩焘诗文集》第87页）梁启超也给以极高评价：“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中国三百年学术史》第80页）“一贯精神”就是王夫之进步的“理势合一”历史观，“特别眼光”就是史家的独具慧眼，“有主义有组织”即现代所言的有观点有体系的作品。郭氏和梁氏的评论虽然过高一些，但纵观史论自身的发展历史，王夫之前实多不可取，王夫之后的清代，汉学渐成学术主流，象这样有史有论的作品只散见于各大史家的考史巨著之中，因而我们不能不说古代史论的发展到王夫之时画上了一个重重的圆圈，达到了古代史论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