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颖而有效的历史研究法
    第一，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
    历史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唯有比较才能把握真正的历史演化规律。比较方法古代称之为“对面相照”法，大多只是把不同现象加以罗列堆积，很少作深层的探讨。王夫之的比较法基本上接近现代科学比较法--比较而推理研究法，使古代历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
    《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在战争中不忘经术》条对光武、昭烈、梁武三位皇帝进行比较。虽他们的共同点都以“学士大夫，习经术”陟大位，但刘备偏重于法家，梁武偏重于释氏，惟光武深得儒学之体，在政治上“（昭烈）以刑名乱之”，“（梁武）人道犹籍以存”，“（光武）三代以下称盛治，莫有过矣”，“故曰，光武远矣”。这种通过在“相同”之中发现他们的差别，进而分析他们各自政治效果不同及原因，以达到对史事人物的正确评价，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科学性。又卷七《丞相三公之分合无关得失条》，通过对历代宰相之制的比较，指出无论是权在三公、在丞相、在三省、在参知、在平章、在内阁，权在权失，在此在彼，都不是形成“治乱”的关键，关键的是“任得其人”。因而他斥责争相权为争“名”，争“名”不如争“实”，争“实”不如争“道”，而“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揭示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皇权和相权之争夺、之更迭，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史有一定启迪意义。
    第二，综合归纳法的运用。
    历史的发展是由许多因素“相激相荡”而成“势”，“势”的完成就意味着历史向前发展了一步。历史的研究必须对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归纳，把握这些因素的主次及互属关系，从而使历史脉络更为明晰。王夫之的研究也这样做了。
    《读通鉴论》卷九《曹操孙坚讨董卓时无窥窃之心》条，利用了综合归纳方法对曹操进行研究，认为曹始无篡位之心，“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焉”。这种看法颇与历史事实相符。卷十《诸葛之志不尽行于先主》条，也用了同样方法对孔明的行为环境作了综合分析，阐述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包含着无限苦衷，并不象一般人所言刘备与孔明关系可为天下君臣之楷模，可谓迥异流俗。因为孙刘关系在三国时处于十分微妙地位：两家合则成共抗曹之势，两家分则成渔翁得利之势；而且联吴抗曹也是孔明洞察当时形势所得出的三分天下，再图他举整体方案中最关键一着。所以文章首先从刘备伐东吴而孔明不能止之入手，结果是猇亭惨败，成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势，能说明孔明尽被先主所信任吗？而后分三层展开论述。由于王夫之对孔明的行为环境作了深入的探讨，综合的分析，使他的结论迥异流俗，发前人之未发，又具有历史根据。他如对西汉灭亡原因、唐府兵制的影响、唐藩镇割据的研究均如是，在此不一一赘述。
    第三，从整体角度研究历史--系统方法。
    历史是研究过去的现实的，而任何现实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系统性。且在一个母系统中，其子系统和母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必须能相互适应，才能达到整体和各自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系统之间及各系统本身必须要进行新的调整--变革，以达到新的“平衡”。历史就是在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中得到发展。王夫之的论述正是把握了这种特性。如在论封建之制不可复时，他首先指出，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统：“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未有慕古人一事之当，独举一事，杂古于今之中，足以成章也。”（卷二十一）这种系统性都是和它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封建、学校、井田、宗法等构成三代政治的大系统：“封建也、学校也、乡举里选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矣。”（卷三）但它们各自又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互相适应，推动了三代历史的发展。尔今他方面业已不在，封建又怎能独行呢？王夫之把具体历史事件、人物、典型等放到当时总的环境中进行系统的探讨，加深了对问题分析的深刻性。他如卷二《汉惠帝》中对“萧规曹随”的论述，阐明了因时与变法的关系；卷六《光武帝·光武知西域不足为有无》和卷二十四《唐德宗·唐之安西北庭之不可废》条中论述了西域在汉唐时的不同作用。及《宋论》卷三，分析陈抟、种放等四人退隐时的不同背景，因而作出了不同评价等，都运用了这种方法，使问题的研究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结论也就更令人信服。
    总之，王夫之研究历史方法的精核之处就在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但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且对历史发展内在原因及利弊都作了深刻的探讨和精辟的论述。
    从以上三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夫之对古代史学的重大发展和突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因为有了王夫之的研究，从而提高了封建史学的总体价值。他的研究方法、历史哲学以及在实践中对史论体系的重建等实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只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开来”流于清朝纯以汉学为主的学术气氛了，没有得到继承。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抹煞他对史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但他的史学成就为什么一直未引起人们重视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诚如梁启超所言，他的学术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哲学方面，这就多少掩盖了他在史学领域所发的光辉。即使研究他的史学成果，也是从哲学角度探讨他的历史哲学为多，在史学上作侧面或全面的立论都甚少。第二，从版本角度而言，现在所见最早的《读通鉴论》刻本是同治四年（1865）金陵书局之《船山遗书》本。在此之前此书一直以极少的抄本形式沉没，鲜为人阅览，更不用说作深入研究。直到此书一出，为郭嵩焘等人所重视，并作出极高评价。不然，若早出，是否会稍稍改变乾嘉学风，使有清一代之学术成多姿局面，也不致章学诚孤掌难鸣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