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虽然起自朔漠,以游牧为生,但一向倾慕中原文化,摹仿学习,不遗余力。建立辽朝以后,也承袭历代的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修史机构,以纂修本国国史。 辽代史官的设置,大约始于太祖初年。据《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记载,鲁不古是太祖阿保机的“从侄”。太祖初创契丹国字,鲁不古就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是辽代有史官的最早记录。契丹国字有大、小两种,大字相传为阿保机创制,时间在神册五年(920年,五代梁贞明六年)①。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迭剌因回鹘语创制②,时间稍晚,当在天赞年间(922-925年)③。鲁不古所赞成者为契丹大字,则其授监修国史当在颁行契丹大字之后不久。大约在公元920年, 辽朝就设有史官了。 辽朝的的史官,沿袭前朝制度分为两种:一种为记注官,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撰修《起居注》;一为修史官(亦称著作官),根据《起居注》,以纂修《实录》等国朝历史。兹分别考述如下。 一、记注官考 辽朝的记注官,大抵沿袭唐制而略有变更。唐于门下省置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于中书省置起居舍人,“掌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④。然唐代之起居郎、起居舍人没有专职机构,辽则把二官统一置于门下省,并设起居舍人院这一专职机构,掌管修起居注的工作,这是与唐代不同的。从统一事权以利工作来看,是有进步性的。 辽朝的记注官如何工作,所修起居注包涵何许内容,在《辽史》及辽代有关史料中都没有记载,只有借鉴唐宋制度,以略了解其情况。唐代每当皇帝“御殿”,左起居郎、右起居舍人,对立于殿,“有命则临陛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⑤。宋朝亦大抵如此,唯所记内容更详,举“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时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⑥。其记事的方法和要求则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⑦每季季终,送于史馆。 辽朝统治者习于游牧生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⑧。其四时行幸之所,谓之“捺钵”,与中原皇帝常住京城皇宫之中深居简出的生活迥然不同。辽代“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⑨。记注官当然也应随从皇帝四时捺钵活动,不然无法执行记注任务。如耶律良(又名白)以近侍迁修起居注。“会猎秋山,良进《秋游赋》”。清宁中,道宗幸鸭河,良又作《捕鱼赋》进上。“由是宠遇稍隆,迁知制诰,兼知部署司事”⑩。由良事迹可知他是经常随侍于皇帝左右的。又如大康二年(1076年)十一月,道宗“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不进,各杖二百,罢之”(11)。由这件事亦足以说明记注官是在皇帝左右随捺钵而行动的。 记注官见于《辽史·百官志》的只有起居舍人程翥,知起居注耶律敌烈和起居郎杜防(12)。辽立国二百余年,记注官当然不能止此三人。实际上,不仅记注官的数量较此为多,记注官的职衔也不止以上三种。兹根据《辽史》、辽代墓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著作及《金史》等以考辽朝记注官之职衔及其官员姓名。 1.起居舍人除程翥外,可考见者尚有赵为箕、吴叔达、吴湛、姚景禧、 王棠(13)。他们的任职时间,开泰年间3人,重熙2人,清宁1人。其中5人兼知制诰。 2.修起居注仅耶律良1人。时在重熙年间,说明辽朝确有修居注一官。此官始于后魏(14),辽朝沿袭,而《百官志》佚而未载,实为失误。 3.知起居注可考者只耶律敌烈1人。 4.起居郎可考见者有邢佑、杜防、王景运、李奎、韩孚、王观、成尧锡、张少微、王师儒、马尧俊、虞仲文11人。其中圣宗时4人,道宗时6人,天祚时1人,大都兼知制诰。考知制诰始于唐开元末,翰林学士入学士院一年则迁知制诰,专为皇帝起草诏诰文书(15),多选长于文词的人充任。辽朝记注官既以知制诰兼领,则必然也都是文学之士,如耶律敌烈“工文词”(16),王师儒“少以种学绩文业其家”(17)等,都是名噪当时的人物。 5.行起居郎见《续长编》,赵孝严于大安元年(1085年)使宋时官“中大夫、行起居郎、知制诰、充史馆修撰”。 6.修注郎这一职官不见前史,《辽史·百官志》亦无记载。只有《宋史·职官志》称:“(熙宁)官制行,改修注为郎、舍人”(18)。则辽朝的“修注郎”这一职衔似乎是从宋朝引进的。其实宋朝并无“修注郎”这个官名,但通称起居郎、起居舍人为“侍立修注官”,因皇帝坐殿时他们侍立于左右,故以此名呼之。宋初置起居院时,仅“命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号称三馆)校理以上修起居注”,还有“谏官兼修注者”(19),当时尚无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称。所诏“改修注为郎、舍人”,即改侍立修注官为起居郎、起居舍人。自此才采用唐朝修注官的职衔和制度,而将郎、舍人分别隶属于门下、中书两省。辽朝的修注郎也应是通称,而非正式职称。 以上共考见辽代记注官职衔6种(实际只五种),记注官22人。任职早者为邢佑,时在统和二十二年(1008年),距阿保机继汗位已逾百年,距建元神册亦超过90年。由于书简有缺,辽代前期的记注官皆湮没无闻,无一人留名于后世,而后期之记注官可考见者仅此22人,亦殊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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