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史馆，也由他官兼领。除上述王师儒外，可考见者尚有梁援于清宁五年（1059年）登进士甲科，“初命儒林郎，守右拾遗，直史馆”（49）；梁援子庆先“特赐进士及第，守太子洗马，直史馆，权应奉阁下文字”（50）。张峤于寿昌五年（1099年）署“殿中丞，直史馆”（51）。梁氏父子都是“未登朝官入馆者”，王师儒虽曾先任“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然系“特授”，当属例外。惟张峤的情况不详，是否是未登朝官初入史馆者，而今也难以详考了。
    4.于“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这也是唐朝的制度，即选其中一人官高者为首，主持馆务。这一制度，辽亦沿用。但可考者只王师儒一人，已见上文。寿昌六年，师儒历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其时他充任史馆修撰长达26年，“改授”他为宣政殿大学士判馆事，自然是符合条件的。宰相耶律俨所修《国史》定稿之后，又奏请他“再加笔削”并说：“《国史》非经大手笔刊定， 不能信后”（52），说明他的威信甚高，在史馆中深受尊重。
    5.史馆学士和修国史等《辽史·百官志》所载国史院官还有史馆学士和修国史。史馆学士见于《景宗纪》保宁八年（976年）。这年八月壬寅（初八）， 景宗“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皇后即燕燕，圣宗时尊为承天太后。景宗因“婴风疾，多不视朝”，一切政事，“皆皇后决之”（53），故有此谕。但史馆学士，并非官名，而是对史官--从直史馆到史馆修撰--的泛称。换言之，凡是国史院任记述之责的史官都可以作如是称呼，而非具体职衔。因为这一谕旨应对全体史官、不应专对某一职衔的史官而下；而且遍查《辽史》及有关资料，不见有人任过此官；自北齐设史馆以来，向无史馆学士这一官名，所以，《辽史·百官志》列之为史官之一，实属错误。
    修国史一官，除《百官志》所载耶律玦之外，还有杜防，重熙九年（1040年）以工部尚书、修国史”使宋（54）；萧韩家奴，重熙中“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55）；杨佶，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任“宣政殿学士，行礼部尚书，兼知制诰，修国史”（56）；张琳，乾统元年（1101年）任枢密副史，行尚书户部侍郎，修国史”（57）。
    此外，还有同修国史，《辽史·百官志》失书。可考见者4人。张俭， 开泰二年（1013年）“正授枢密直学士，同修国史”（58）；刘六符，重熙十一年（1042年）为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命宋求关南十县地，谈判结果，宋许增岁币，六符以功擢枢密使，礼部侍郎，同修国史如故（59）；张嗣复，清宁九年（1063年），以观书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同修国史，出使宋朝（60）；成尧锡，大康二年（1076年）任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61）。由上述资料证明，修国史和同修国史也是以朝官兼领的。
    通过以上考证，辽朝记注官考得起居舍人6人，修起居注（修注郎归入）3人，知起居注1人，起居郎11人，行起居郎1人。修史官考得判史馆事1人，监修国史15人，史馆修撰22人，充史馆修撰21人，权史馆修撰1人，修国史5人，同修国史4人，直史馆4人。两类史官共考得95人。
    注释：
    ①《辽史》卷2《太祖纪下》。
    ②《辽史》卷64《皇子表》
    ③《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4期
    ④《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
    ⑤《通典》卷21《职官三》。
    ⑥《宋史》卷161《职官志一》。
    ⑦《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
    ⑧⑨《辽史》卷32《营卫志中》。
    ⑩《辽史》卷96《耶律良传》
    （11）《辽史》卷23《道宗纪》。
    （12）又见《辽史》卷15《圣宗纪》、卷96《耶律敌烈传》、卷86《杜防传》。
    （13）详见拙著《辽代史官表》，从略。（下同）
    （14）《通典》卷21《职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