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势合一”的进步史观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必须是理性的研究，这样所得结论才一方面符合历史本身，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借鉴价值。王夫之正是以理性精神研究历史，这是他的前辈们所不及的。黑格尔也指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历史哲学》第47页）但如何对它的合理内核进行把握，在历史上却表现出众多异说，有的甚至互相矛盾。
    中国古代由于摆脱不了旧的哲学的束缚，旧的历史哲学也大多是宿命论、循环论、天命论或天人感应论、正统论、复古论等。对此王夫之都一一加以批评和否定。
    对五德终始说，王夫之认为那不过是“惑天下”之“邪说”，“大抵皆方土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卷十六）。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三统循环论，王夫之指出：“改正朔，易服色”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表现，文明的象征，并不是什么历法改、服色易，社会就发生重大变迁。“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说也。”（卷十九）对正统论，他剖析道：“统之为言，合而并之之谓也，因而续之之谓也，而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矣！”（《叙论》一）对复古论，他指出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周易外传》卷五）；若不顾历史发展，一味地复古，则“危亡之祸始矣”（卷十四）；只有“更新而趋时”（《思问录·内篇》）才符合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对复古论的批判可谓简单明了而又入木三分。
    然而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不仅表现在对旧史观的批判上，而且善破善立，建立了正确而进步的历史观。“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的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5页）那么王夫之是怎样建设的呢？
    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是“合理”的：“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卷二十四）而“理”是通过“势”表现出来的：“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而“势”即“一动而不可止者”（卷十五），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萌芽状态，“是故大智者，以理为势，以势从理”（同治四年金陵刊本《船山遗书》十四《春秋家说》卷一上）。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按历史规律趋时更新，并且通过行动造成合乎“理”--客观规律的形势、气氛，以期最终完成历史使命，改造社会。而“变者，阴阳顺逆事物得失之数。尽知其必有之变而存之于心，则物化无恒，而皆豫知其情状而裁之”（《张子正蒙注》卷二《天道篇》）。这就是王夫之历史哲学的核心--“理势合一”。并处处在历史研究中表现出来，而以论郡县制代封建制（指三代分封之制，非现代所言封建社会之封建），封建制之不可复为最精彩。下面即作一阐述。
    他认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卷一）“夫封建之不可复，势也。虽然，习久而变者，必以其渐。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满天下。汉略师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势必不能久延。无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后因之”，“然而（封建）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灯余一焰，其势终穷”，“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复也，势已积而俟之一朝也”（卷二）。
    “封建”是三代之法，也是和当时各项制度相适应的。但由于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巨大时变，生产力的发展，宗法制的淡化，井田制亦渐为土地私有制所代，故郡县制代封建制已成必然之势。但人们由于受习惯的影响，始初因思故而不能适应，反复也是有可能的，但仅仅是反复而已。汉初误以行郡县为秦亡之由，故大行分封，酿成七国之乱，终于又在汉武帝时废蕃王，加强中央集权和郡县制，郡县制亦最终维持中国社会达二千年之久。由此可见，规律虽然在理论上未被认识，但它在现实中的运行是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就是在这种“理”和“势”的统一过程中不断升华。王夫之在研究中正是把握住这条规律，才使他的立论远过前人及其同辈。如同以清初三大思想家知名的黄宗羲，因为看不到历史发展中这种内在规律--“理势合一”，却认为三代以后的一切混乱均由郡县制所造成：“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全集》1 《明夷待访录未刊文·封建》）当时的另一名史家吕留良也认为：“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四书讲义》卷三十四）吕氏认为封建井田之废是一种趋势，否认了它的合理性，抹杀了秦以来二千年的历史发展，这是由于他没有象王夫之那样洞察到“理”与“势”是统一的：“理存乎势”，“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理顺斯势顺矣，理逆斯势逆矣”（《尚书引义》卷四《武成》）。因而他进一步指出“趋时更新”、“变通则久”，达到以论史而指导现实政治生活的目的。“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