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兄，指陈济棠；海兄，指邹鲁。看来，张学良已下定决心有所动作，与西南军事合作。然而，西南方面则对联张的意见并未一致。陈济棠能否有实际动作值得怀疑，而胡似乎还有意避着密友邹鲁。反映两广立场的《中兴报》在有关报道中，用“张学狼”代指张学良，引起萧佛成的震怒，要报社方面“将主稿人撤去”（注：陈融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31册，第15件。）。
        张学良3月初接受蒋介石委任，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而陈济棠的反蒋态度仍不积极。故胡汉民决定促成反蒋较坚决的桂系与张学良的军事合作。他在致陈融信中提到自己的打算：“以某兄（指陈济棠）态度推之，不为戎首或事势使然，故宜以此事暗推桂为前方，而为后盾。……我已嘱刘○臣可即与小张切商军事之联络。小张就剿匪职，其部队将来必调长江上下游，此点利害参半。利在与南方联络，而害在易被分割分化也。”（注：胡汉民致陈融函，“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11件。）
        胡汉民已将东北军纳入了反蒋军事联盟。信中所谓“利害参半”的分析，正是基于整个反蒋计划而言。张学良回国初期，是与胡汉民关系最密切的一段时间。当时胡汉民甚至考虑在东北军中建立“新国民党”的组织，提出“平津应立即成立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任命之，秉承中央，就近指导设计整个抗日讨蒋行动方案，其委员均由中央任命之。”（注：胡汉民批注，“往来函电稿”，第22册，第52件。）这里的“中央”是指“新国民党”的“中央”。
        胡汉民这一阶段的主要政治诉求是抗日反蒋，他先认为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亲近蒋介石，故坚决反对。其后张在抗日方面屡有表示，尤其是他与蒋之间出现裂痕与矛盾时，胡便积极拉拢。胡对张由反对到结盟的转变，政治理念的契合中，也掺杂着胡为推倒蒋介石联合一切力量的策略考虑。1934年下半年起胡汉民等人对陈济棠的不满与日俱增，作为反蒋主体的两广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动作，与张学良的联络似平淡起来。代表西南在北方从事联络的傅觉民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张学良的处境与担忧：“张之表示亦甚同情，惟在无具体计画，切实保障。以前对南京诸多顾虑，不敢显然表明态度，尤虑无充分援助，不敢轻于尝试，如能代解以上困难，似易使就范，因蒋张之间已渐发生裂痕。”（注：傅觉民致胡汉民函（2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37册，第30件。）然而，张学良与西南的合作并未完全停止，1935年8月初，有人告诉阎锡山：“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此时张电蒋（介石）同引要求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注：徐永昌日记（1935年8月3日），《徐永昌日记》（第三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296页。）
        目前所能见到的胡汉民最后与张学良的直接联系，是他于1936年1月21日回国后致张学良电报：“尊电敬悉，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注：胡汉民致张学良电（1936年1月21日），“往来函电稿”第26册，第69件。）几个月后，胡汉民病逝于广州。
        如前所述，两广与胡汉民的最终目的，是争取张学良加入其抗日反蒋的联盟。终及胡汉民去世，两广为主体的联盟并未有实际的行动，因而很难测定两广争取张种种努力的直接功效。那么，究竟该如何评定胡汉民等人工作的成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可以将考察的时间拉得更长一点，范围更广一点。在张学良方面，与胡汉民及两广的联络，是其九一八事变后探求自保及救国之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西安事变发生于胡汉民过世半年之后，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与此前胡汉民对他们的争取有必然关系（有意思的是，胡汉民与西安事变的另一策动者杨虎城也长期保持着联系，策动其抗日反蒋。“往来函电稿”中胡汉民与杨虎城间有6件往来函电，其中胡至杨4件，杨致胡2件）。但胡汉民等人坚定的抗日态度，应该对他们有正面影响。西南的反蒋立场，也有利于改变他们对蒋介石原有的看法。这些都隐约地体现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逼蒋抗日的基本策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