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腊国的版图,中国载籍是这样叙述的: 《隋书》《真腊传》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到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万余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听政之所,总大城三十城,有数千家,各有部帅,官名与林邑同。” 从上面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真腊国最初只是扶南的属国,而扶南的地理位置一般公认在现今的柬埔寨,就是说,早期真腊国的版图东接扶南(柬埔寨)。“南接车渠国”,即是说起码隔着一个车渠国,才能到海湾。至于西面则与现今缅甸境内的朱江国相接。由此推导,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真腊国兼并扶南国之前, 其发源地应在现今泰国的东部和东北部,即武里喃府、素攀府、四色菊府、乌汶府、呵叻府一带。 我们从帕侬诺石宫发掘出来的梵文和吉蔑文的碑铭证实,最早的碑铭镌刻于佛历12世纪,即公元6世纪上半叶, 说明最迟于那时已经出现吉蔑人的聚居区。 到了公元7世纪,即中国唐朝的时候, 《旧唐书》卷一四七《真腊传》说:“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自神龙(公元705-706年)以后,真腊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泽处,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谓之陆真腊,亦谓之文单国。……水真腊国,其境东西南北,约员八百里,东至奔陁浪洲,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北即陆真腊。”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说:“神龙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坡泽,号水真腊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婆罗提拔城。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缕,地七百里,王号笪屈。” 从唐代的记载看出,公元8世纪初,真腊分为两部分, 陆真腊以文单(即现今老挝的万象)为中心,地广700里; 水真腊则以婆罗提拔为都城,辖地800里。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婆罗提拔城在现今何处, 但根据它“近海多陂泽”的特点,当在洞里萨湖附近,大概是不会错的。水真腊北与陆真腊接,东到奔陁浪洲(现今越南),南到暹罗湾(车渠国已灭),西到堕罗钵底国(现今泰国的佛统府)。上面提到的泰国东部、东北部和中部有石宫遗址分布的各府,无疑都在水真腊的治下。 公元802年,水、陆真腊合二为一,国势更为强大, 并从那时开始,动员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在洞里萨湖东北岸修建了一座辉煌的吴哥城,作为真腊国的国都。可以说吴哥时期(公元9到14世纪), 是真腊国的极盛时期。真腊国的国土又有了很大的扩张。“庆元(公元1106到1200年)以来,真腊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真腊国亦名占腊,其国在占城之南,东际海,西接蒲甘(今缅甸),南抵加罗西(今马来半岛东部)。……地方七千余里。”(注:《宋史》卷二四八《真腊传》。)宋赵汝适《诸番志》卷上真腊条说:“登流眉、波斯兰、罗斛、三泺、真里富、麻罗问、绿洋、吞富里、蒲甘、窳里、西棚、杜怀、浔番,皆属其国也。”这里罗列了许多国家的名字,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一一考定其地望,但有几个地方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登流眉在马来半岛,罗斛在泰国中部素攀府和华富里府,真里富在泰国东南部尖竹汶府,吞富里在泰国中部吞武里府,蒲甘在缅甸。即是说,真腊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泰国的中部、东南部和南部,西边直抵蒲甘。难怪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发现一些吉蔑文化的遗存。例如,素攀府有一石本头公庙,供奉着两尊用石头雕成的毗湿奴神像。华富里府有一座高棉神庙和吉蔑式的三峰塔等。 四、从石宫看真腊国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统治 上面说过,石宫或称巴刹,是古吉蔑人举行婆罗门教宗教仪式的场所,因此,真腊国盛行的是婆罗门教,佛教尚在其次。这一点,中国的载籍有明确的记载。 《隋书》《真腊传》说:“真腊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这里说的道士,即指婆罗门。 《旧唐书》卷一四七《真腊传》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这里说的天神,即指婆罗门教信奉的湿婆神等。 吉蔑人信奉婆罗门教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早在真腊立国之前,吉蔑人便建立了一个扶南国。扶南国的开国之君是混填,据说是来自印度的一位婆罗门。大约从公元1世纪的时候,婆罗门教便传入扶南。 《南齐书》扶南传说:“其国俗事摩醢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摩醢首罗译自Mahesvara,即伟大的湿婆神。 扶南是一个受印度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 我们知道,婆罗门教是一个讲究种姓和等级区别的宗教。在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四个等级,婆罗门和刹帝利属于统治阶级,其余属于被统治阶级,首陀罗则处于社会的最下层,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国王通过婆罗门教让人们相信王权神授,并对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公元6世纪真腊并扶南以后,承袭了扶南所信奉的婆罗门教, 实际上是承袭了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统治方式。这可以从帕侬诺石宫发掘的碑铭得到充分的证实(注:本文所引碑铭,均见泰国艺术厅编:《泰国碑铭集》(泰文),第一、二、四册。)。 第二号碑铭:是古吉蔑文碑铭,镌刻于佛历1532年(公元989 年)。第一次提到“帕侬诺”这个名称,说明起码从公元10世纪起,这个地方就一直被称为帕侬诺。碑铭里提到几位爵位很高的大人物,购买土地,捐赠于修建帕侬诺石宫。 第三号碑铭:是梵文和吉蔑文碑铭,约镌刻于佛历1511-1544年(公元968-1001年)。碑文的第一句话就是婆罗门教的赞诵:“哦姆。 拉摩湿瓦。 ”(向湿婆神致敬。 )文中提到了真腊国王Rajendravarman Ⅱ(公元944-968年在位)和 JayavarmanⅤ(公元968-1001年在位)的名字, 这两位国王都向帕侬诺石宫捐赠了土地及奴隶。这段时期真腊的首都在吴哥,而两位国王却不远千里到现今泰国东北部的武里喃府来捐赠,很有可能其皇族先祖发仞于此。 第七号和九号碑铭,约镌刻于佛历18世纪(公元12到13世纪)。文中提到两位重要人物的名字,即纳黎塔拉蒂和喜拉雅,他们出身于太阳系的王族(注:古代柬埔寨的王族分为太阳系和月亮系。),但柬埔寨历代国王世系里没有他们的名字,说明他们是统治帕侬诺地区的侯王。 喜拉雅在碑文里谈到他的身世,他的父亲是纳黎塔拉蒂,后来出家修行,擅于预言,是婆罗门的领袖。喜拉雅从15岁起开始学习诵读经书和宗教礼仪。16岁完成学业。18岁去猎象,表现得十分英勇,临危不惧。20岁那年,他为其父刻了一石雕像,置于伟大的山上(帕侬诺),和湿婆的神像一起供奉。文中以无限崇敬的语气,赞美湿婆神的伟大,特别提到湿婆神在盖拉沙雪山居住的那段历史,因为盖拉沙雪山是印度婆罗门教湿婆教派心目中的圣地。 由上述碑铭材料可知道,真腊国王或地方侯王之所以捐献土地和钱财来修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石宫,是因为他们必须依靠神权来统治。换言之,他们要证明神把统治权通过宗教领袖转交给世俗领袖。有的时候,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合为一体,石宫也就兼有了寺庙和王宫的两种职能。 已故着名东南亚历史学家陈序经教授在描述扶南古代城市的形成时说:“扶南都城的规划可能是与在越南半岛的其他印度化国家的都城差不多,国都的中心是神庙,神庙往往在一小山上,如果没有小山的地方,也把土堆成小山,然后盖庙其上。”(注: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陈序经教授的见解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前面提到的泰国地区的所有吉蔑式石宫,皆是在山上,而且分别是它周围居民聚居区或小城邦的中心。这跟吉蔑人对湿婆的崇拜,对山的崇拜(湿婆居住在盖拉沙雪山)是分不开的。正是由许多这样相对独立的小城邦,组成了幅员广阔的真腊国。 这种情况,跟泰族建立的信仰佛教的古代国家相似。以清迈为中心的兰那泰,中国古籍称之为“八百媳妇国”。《明史》卷三百一十五说:“八百媳妇者,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新元史》说:“好佛恶杀,每村立一寺,每寺建塔,约以万计。有敌人来侵,不得已举兵应之,俗名慈悲国也。”可见兰那泰亦是由800 个村寨或小邦组成的联盟,而每一村寨或小邦,都有一座寺庙,作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近年来泰国学术界利用空中摄影的研究成果显示,仅泰北地区就有700多个古代小城邦遗址,形状为圆形的城邦, 其中心往往是一座寺庙,四方形城少见。由此可知真腊国的统治方式有一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以宗教为纽带,将民众联系起来,聚为小邦。再由若干小邦组成国家。国家实行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统治。这也是东南亚地区古代国家的传统统治方式,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五、从石宫看真腊国的风俗 风俗作为一种文化特征是指某一国家、地区或民族,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流行的风尚习俗。它有严格的地理、种族和时间上的界限,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不同民族有各自不同的风俗;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不同的风俗等。风俗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传统史学十分重视对风俗的调查和研究。元人周达观出使真腊国一年,归来后写了一本《真腊风土记》,力图通过介绍风土人情反映真腊国的全貌。当然,周达观所说的风俗含义很广,他列举了城郭、宫室、服饰等一共40条。笔者根据对帕侬诺石宫遗址的考察,对下列三个问题进行补证。 1.对希瓦楞(男性生殖器)的崇拜 上面在帕侬诺石宫概述一节里提到,位于石宫建筑群中心的主塔,是用来供奉婆罗门教的湿婆神的象征--希瓦楞(男性生殖器)。按照婆罗门教的吠陀经所言,湿婆神是最早出现的一尊神,被尊为大自在天王,他比幻惑天王毗湿奴(VISNU)和大梵天王婆罗贺摩(BRAHMA )的资格还老,是创造之神,亦是毁灭之神。婆罗门教崇拜的湿婆神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现身的湿婆,样子像一位修行者,皮肤白晰,通常为禅坐姿势,有三只眼。这种形象常被雕刻于石拱门的上端,或者神堂的内壁。另一种是不现身的湿婆,其造型为男性生殖器,被称为希瓦楞,供奉于主塔正中。最早的希瓦楞的样子跟实际的男性生殖器酷似,后逐渐演变成象征性的圆石柱。帕侬诺供奉的希瓦楞,跟泰东北地区及柬埔寨吴哥寺供奉的样式基本一致, 即一根短粗的圆形石柱, 置于被称为育尼(YUNI)的女性生殖器之中。育尼为一方形石盘,四周有突起的边缘,其中一边有一缺口,象征阴道口。信徒们对希瓦楞的崇拜,主要通过跪拜、念经、挂花串、淋水等方式来表达。在帕侬诺石宫的主塔里,有一小水池,用石槽把水从外边引入。拜祈者用水浇淋希瓦楞祈福,据说只有地位较高的人和婆罗门可以这样做,一般民众只能在外面使用流出去的剩水。由此使人联想到佛教的洒法水和浴佛,这两种崇拜方式当有历史渊源关系,只不过婆罗门教等级森严,而佛教则主张众生平等,人人皆可以被洒法水和浴佛。 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人类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和缺乏科学知识,对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产生的迷惘和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集中反映了天(神)、地(自然界)、人的关系。 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大体都经历过生殖器崇拜阶段,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中国仰韶文化的鱼形纹陶器及《易经》的阴阳八卦,皆是女性生殖器的标识。而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则表现为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说明这些地区的男人在社会里一直占主导地位,或许没有经过母系社会就进入了父系社会。 2.阵毯之俗 《真腊风土记》室女条记载真腊过去流行的一种风俗:“富室之女,自七岁到九岁;至贫之家,则止于十一岁,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阵毯。” 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亦说真腊人“生女九岁,请僧作梵法,以指挑童身,取红点女额及母额,名为利市。云如此则他日嫁人,宜其室家也。”明人张燮《东西洋考》卷二暹罗条说:“僧取女红帖男额,以为吉祥。” 曾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揽》暹罗条说:“婚则僧群迎婿至女家,僧取女红贴于男额曰利市,陋不可言。逾三日,僧暨亲党拥槟榔采舟送归,乃开筵作乐。” 这说明元、明时期,即公元13至15世纪,真腊及暹罗地区曾经流行阵毯之俗。由于现今这种风俗已不流行,加之又无任何相近的风俗可以考证其蛛丝马迹,致使有人怀疑中国史籍的可靠性。幸好帕侬诺石宫有一石浮雕,保存了阵毯的场面:一男人蹲踞在地,正用手掀开一站立女子的裙子。女子左侧有一小男孩观看,右侧大概是其母亲,可惜其像已破损难辨。 泰国武里喃师范学院的教师萨拉采·窝拉达韦阵博士首先发现这幅浮雕与阵毯风俗有关。笔者实地考察后,同意其说。阵毯之俗之所以风行一时,恐怕跟当时婆罗门教僧侣享有的特权甚至包括对少女的象征性的初夜权有关。此俗尔后逐渐消亡,不外两个原因:一是这种风俗不近情理,逐渐为人们所厌弃;二是婆罗门教式微,佛教兴起。佛教把色视为第一大戒,亦是使这种风俗消亡的另一原因。 3.对纳加(蛇)的崇拜 《真腊风土记》城郭条说:“(真腊)桥之栏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 同书宫室条又说:“其内中金塔,国主夜则卧其下,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现,国王则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 这种蛇在梵文里称作纳加(Naga),实际为7个头或5个头。在柬埔寨吴哥,随处都可见到这种七头蛇的石雕。帕侬诺石宫的蛇桥,桥两端有五头蛇的石雕。不知蛇头的多寡是否有什么讲究。但不管怎么说,它反映了吉蔑人对纳加的崇拜,属于人类对龙蛇崇拜的一种类型。 后来纳加又从婆罗门教的崇拜对象,变为佛教的护法。据说有一次佛祖释迦牟尼在讲经,遇上下雨,纳加便爬到佛祖头上遮雨。所以现在小乘佛教有的佛祖塑像或雕像,头上有五头或七头的纳加。 总而言之,通过对帕侬诺石宫遗址的考察,可为真腊古史的文字记载作一些补证,以证古人之言不诬。这项工作仅为尝试,盼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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