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之一，便是传统思想文化，因此，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同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也有如何发挥作用和实现自身现代价值的问题。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的研究者认为，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这个看法，对于现代化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来说，大致也是适用的。
    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幽深、广阔而又丰富的概念。现代化的含义，人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概括说来，它是指现代的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现代的管理水平，以及现代社会人们的观念、意识、价值标准、文化修养、生活方式、精神风貌等。对于这些，笔者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为了“大题小作”，我想就现代化和传统史学的关系，讲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史学
    什么是传统史学？目前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从比较贴切的含义来说，是指近代以前的史学，即中国古代史学。这跟西方史学中常常说到的“传统史学”，在内容上和所包含的年代上，都有所不同。
    我们看待传统史学，犹如看待传统思想文化的任何部分一样，应力求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总的来说，它是神奇与腐朽并存、精华与糟粕杂糅的整体，似不可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在这个问题上，本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提法和倾向，很值得反省。前几年流行“史学危机”的种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史学危机”实质上是传统史学的危机，是传统的史学方法、史学模式、史学价值取向的危机。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整个说来，我以为这是对传统史学的片面的、绝对化的估量。
    所谓传统史学方法，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表述的方法极重视于对历史的描述，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表述形式。人们不难想象，一个时代的史学如果不重视叙事，不重视对历史的描述，是不可能充实地、丰腴地表现出历史面貌的。本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年鉴学派推崇结构的和分析的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时隔半个世纪却又出现了叙述史“复兴”的趋势，这证明叙事之对于史学本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中国传统史学在这方面固有的优势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二是考据的方法，即重视对史事和文献的考证。马端临阐述他的《文献通考》要旨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文献通考续》）这种重视史事和文献考证的方法，从司马迁到乾嘉年间的考史学派，有悠久的传统和丰硕的成果。这个方法的基本要求，是要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来描述历史，判断和评论历史。当然，传统的考证方法是有局限性的，但这比起脱离基本事实、不顾及文献的考证来解释历史的做法，其严谨的学风和负责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提倡、发扬的。事实上，只要还有史学的存在，就不能不对史实作考证。考证的方法在史学中是废除不了的。史学方法可能会有不断的创新，但考证方法依然是最基本的方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模式，史学界也有不同的理解。我以为，所谓模式，当不是指由某一部分特质概括出来的，应是对其整个特质的概括。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模式就是孟子说的事、文、义，刘知几说的才、学、识，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至于章学诚和梁启超说的德、才、学、识，是他们说的这几个方面的统一。现今的中外史学，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模式。但是，史学家德行、知识、器局和表述上的艺术性，仍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没有止境的追求目标。诚然，史学家的德行是要受到时代影响的，历史知识是在发展的，认识能力是在不断提高的，而历史表述也不应脱离一定时代的社会和大众的需要，所以所谓德、才、学、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唯其如此，中国传统史学之强调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统一的精髓，才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重视讲恶善、论是非、宣扬“惩恶劝善”、“取是舍非”，但它更重视总结和阐述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重视“察往知来”。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也是有时代特点的，借鉴过去，为现实社会提供经验教训，同样包含着一定的时代内容。研究和撰述历史，一般来说，都不能回避善恶、是非，尤其不能回避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古往今来，“为史学而史学”的史学家是罕见的。梁启超曾极言中国旧史学之弊而倡言“新史学”，不是也主张史学应当“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吗”？！人们都熟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也熟悉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他们探讨文明的优劣、世界的走向、兴衰的趋势，也讲到“良心”和“爱”。中国传统史学比较重视阐述伦理，但它并不是一些社会伦理教科书的堆积，它重视人或“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许多史学名著的产生都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成为刻划时代特点的丰碑。
    从这些方面来看，毋庸讳言，一些人对于中国传统史学还缺少全面的考察，因而在认识上难免会走向极端。当然，产生走向极端和片面认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只看到了传统史学中所谓帝、王、将、相“家谱”的形式，只看到了在这种形式下所包含的落后的、过时的方面，对于其积极的方面，对于其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可以超越时代的精髓，则过分地忽略了，甚至全然没有顾及到。这与其说是传统史学的悲哀，毋宁说是现今史学研究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