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自史学产生以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能。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春秋时期，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书作为教材，向青年贵族进行历史教育和道德教育；战国时期，人们认识到史书在惩恶劝善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认识到“前言往行”对于自身“畜德”的重要。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往往也要征引史书中记载的史事或言论，以论证自己的学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文明进程中潜移默化地、极其自然地发生和发展着。不论人们是否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思维的转换，即人们是从认识史学而走向认识历史，进而从历史中获得种种启示和教益，包括社会的、道德的、思想的等等。那么，这种思维的转换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并从自觉阶段走向理性阶段的呢？本文旨在梳理、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这一思维的转换过程及其思想成果，亦即其史学观的理论发展过程。
    一
    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已经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而孔子、孟子、司马迁、班彪、班固等人的见解尤其具有时代的特点，并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具有通过阅读史书和文献而认识历史的思想。① 东汉班彪因司马迁作《史记》而受到启发，更加明确地指出史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作用，他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1](卷40上《班彪传上》)这里把史书对于人们能够“知古”、“观前”的作用表述得十分清楚，而且还把这种作用比之于“圣人之耳目”。魏晋以后，随着中国史学的不断发展，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显示出一定的理论特色。大致说来，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当时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参考；二是重视制度史的撰述，从制度层面阐述治国安邦之道；三是阐述史学乃是人们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路径和载体。这三个方面，都贯穿着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以及人们读史有裨于畜德与明道的思想传统。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因而在理论上也有了新的进展。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史学表明，从史学出现以后，它就在发挥着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同时也在承担着传承文明的作用。但是，当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能够自觉地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点并准确地把这一认识表述出来，则是南北朝以后的事情了。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开篇写道：“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谓今人要知道往古之事，依靠的是“载籍”。当然，这里说的“古”含义是很宽泛的，包括“载籍”中所记录的远古的传说。但从刘勰所记的性质来看，“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无疑是一个精炼的确论。此后，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于史学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关的阐述，成为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是较早明确提出这方面认识的两篇文字。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向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提出撰修前朝史的建议，他认为：“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2](卷73《令狐德棻传》)从这个建议来看，令狐德棻是一个很有历史见识和政治眼光的人，他后来参与了唐初一系列的史学活动，表明他作为唐代史学之开山的突出地位。[3](P157－172)唐高祖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次年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馀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2](卷73《令狐德棻传》)从这篇诏书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了“史官记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即“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二是对于前代历史，如魏、周、隋、梁、北齐、陈等南北各朝，均作同等看待，反映了一个统一朝代君主的宏大胸怀；三是指出撰修前朝史的重大意义，即“方立典谟，永垂宪则”，“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从令狐德棻的建议到唐高祖的诏书，都不是一般的讨论史书“惩恶劝善”的社会功能，而是把史书和修史看作是政治上一件承前启后的历史性的工作。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把史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使之更为具体，更便于人们理解。诏书写道：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敷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若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德惩凶，备百王之令典。[4](卷81)这一段话，是从总体上阐说了通过阅读史书而认识了历史，使之“神交千祀之外”，继而称赞史官和文字的结合而产生了史籍，进而发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感叹。可以认为，这是从根本上道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倘无史学的这种功能，则任何“惩恶劝善”，任何历史借鉴，都只能依靠口耳相传而难以求得其实，以致湮没无闻。
    一般说来，皇帝诏书是由大臣起草，经皇帝认可而颁发的。上述两道诏书，不论出于大臣之手还是出于史官之手，都反映了唐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史学的这一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发布出来。当然，唐初的史官、史家们也对此直接发表过明确的见解。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史臣们撰写《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其总序开篇阐述了“经籍”对于“匹夫”、“王者”和社会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即“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同时，又借用班彪之语说：“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又说：“书契以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5](卷32《经籍一》)这里，不止是阐述史籍的作用，而是综论全部“经籍”即经、史、子、集、佛、道的文献。但归根结底，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是“经籍”的作用；二是“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正是这两点，把史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作用都讲到了。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逆向考察：唐初史家的上述言论，证明班彪所言极是；班彪说的“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由观前”的话，证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所言极是；司马迁的这一见解，证明《易·大畜》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古训所言极是，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一无可比拟的史学之认识历史的功能和传承文明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会发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