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距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60余年，史学家刘知幾在他撰写的《史通》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他写道：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6](《史官建置》)同上举两道诏书的庄严堂皇的用语相比，刘知幾的表述显得格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耐人寻味。他首先提出历史上善恶同在如何区分的问题，接着用“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优良传统回答了这个“难题”，进而说到人们因拥有史书而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于是可以“思齐”、可以“自省”。进而揭示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
    不论是“多识前古”、“神交千祀”，还是“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在此前的士人那里，本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活动，而这些极平常的活动对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社会进程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看似很平常的活动，却饱含着史学深层价值之所在。经上述两道诏书和刘知幾等史学家的有关论说，真正从本质上揭示了史学存在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必要性及其最根本的社会功能之所在。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史学这种对于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之下，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当时南宋尚未灭亡，全国尚未平定，时任“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的王鹗，即上奏元世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纂修实录及辽、金二史，他指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忘，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他又写道：“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灿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7](卷160《王鹗传》)王鹗的奏章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开宗明义指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若不乘时纂修本朝史，“窃恐久而遗忘”，这是把史学之有助于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二者都讲到了。二是他举唐、宋为例并以其为榜样来建议元世祖，并得到“皆从之”的回应。由此可见，史学的这一本质性的社会功能对促进各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王鹗的奏章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华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的特点。
    在中国史学上，这种史学使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理性自觉，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明朝统治者重实录而不修国史，因而引起学人的诸多忧虑，不解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建言者有之，反映了学人对本朝国史的重视。正是在这种史学氛围中，娄坚的《读史商语序》却道出了不俗之言，可以上承先贤之意，他指出：
    古今之变，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而史于是焉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所从出也。史盖莫备于周，既经秦火而其书不尽传。汉初藏于民间者，相继复出于时，老生宿儒往住亦口传而笔授，若《春秋》一经，而《公羊》、《穀梁》、《左氏》专门之学，凡三家并行于世。非周监二代，一何文之郁郁若是盛哉！迁、固以降，何代无史氏，何国无支书，至天下分为南北而史益踳驳，然至于今而尤得论其世者，固赖夫史之各有传也。是故胜国之绪馀，而兴王必垂于纪。录前人之否臧，而后嗣亟为之叙次，惧夫迹之湮，而遂至于无可考耳。此诚王者所以垂宪百代之深意也。[8]这段话很有见地，也很有份量。作者强调史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古今之变”，这是“圣人”也不能违背的：而史书所记得失正是“法戒”产生的根据；当今人们还能反过来去评论某一时代，不正是因为有史书的存在吗，可见修史的重要。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当真理被人们所认识并表述出来时，常常显得很自然、很平实。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是文明传承的载体，这一重大思想成果的产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