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的认识活动，其中包含着这样一条客观规律，即随着史学的发展和史书体裁的演变与丰富，人们通过史学认识历史的途径越来越多，进而从理论上对这一认识活动的概括也就越来越明确。刘知幾《史通·二体》针对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和长处，指出：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
    ……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6](《二体》)这是对“二体”长处的概括，实质上也是人们通过这两种体裁的史书去认识历史的两种途径。其中，纪传体史书可以认为是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历史的途径，但需要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善于综合纪传体史书各部分所提供的历史知识，使这一认识活动收到融会贯通的效果。至于编年体史书，以年代顺序记事，是其一大优点，而于历史人物及其主要言论涉及不多，因而需要从其他的史书体裁所记历史内容来补充这一认识活动，以丰富对历史的认识。
    杜佑《通典》一书，为人们从制度层面提供了认识社会历史演变的途径，提供了人们对国家职能及其政治结构之整体认识的清晰思路和逻辑关系。时人李翰《通典序》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故呆《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9](卷首)李翰序文的主旨是论述《通典》作者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同时也阐述了《通典》一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价值。这一认识把刘知幾所说的“志以总括遗漏”的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当司马光“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0](卷末附)撰成《资治通鉴》一书并盛行于世时，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的成就达到了它的高峰。于是元代史家马端临概括了《通典》和《资治通鉴》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及其重要意义。他指出：“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又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11](卷首)同刘知幾、李翰一样，马端临论述《通典》和《资治通鉴》二书内容的特点，同时也是指出了人们通过《通典》、《资治通鉴》去认识历史的两条途径：前者是“典章经制”的途径，后者是“理乱兴衰”的途径。应当指出，李翰和马端临同刘知幾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即李翰、马端临的论述，在讲到史书内容及其特点时，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而刘知幾则只是就史书内容进行分析。
    《资治通鉴》问世后，续作者、改编者、注释者蜂起，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著作。其中，南宋史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都是记事之书，前者重视事件的时间顺序，故于同一时间并列同时发生的诸多事件，依时间推移而逐一记之；后者重视每一事件之本末，故所记之事，皆一一详其始终。在中国古代学人的思维模式中，历来是重视事物的“本末”、“终始”、“源流”的。《礼记·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荀子·富国》也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的说法。这里说的“本末”，有轻重、主次之意，也有详其始末、源流之意。司马迁撰《史记》，旨趣之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卷130《太史公自序》)他在讲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事本末未易明也”。[13](卷62《司马迁传》)唐人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文中亦有“尽事之本末”[14](卷742)之句。任何客观历史事件，总是有本有末，有始有终；史学家通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原始察终，阐本述末，以记述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历史撰述中主体反映客体的基本特征。《左传》中已包含了这一特征。即以编年、纪传二体的全貌来看，这种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也都是存在的，只是或被编年记事所限，或被纪表志传所隔，不能一目了然罢了。史书体裁的辩证发展和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渊源以及史家所处社会环境提出的要求，终于促成了中国史学上第四种主要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和发展。
    袁枢是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撰成独立的历史著作的第一人。《宋史》本传说他“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15](卷389《袁枢传》)这个简略的记载说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除了上面讲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具体条件，这就是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袁枢把“浩博”的《资治通鉴》“区别”为239“事”，因事命篇，合为42卷。而所谓“贯通”，一则是指每事皆详其本末，明其首尾；一则是指事与事之间略依时间先后编次。全书以“三家分晋”开篇，以“世宗征淮南”收卷，仍保持通史的体例。对于不便独立成篇的事件，则附于有关事件之下；而于篇名之下，有时也注明人名或具体事目，使观者一目了然。全书卷次、所述史事的时期、事目多寡如下：卷1，述战国与秦事，事目3；卷2至卷8，述两汉事，事目43；卷9至卷12，述三国西晋事，事目18；卷13至卷18，述东晋十六国事，事目44；卷19至卷26，述南北朝与隋事，事目48；卷27至卷38，述唐事，事目62；卷39至卷42，述五代十国事，事目20。由此可以看出《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的结构及其详略所在，以及它的通史特点。
    自称跟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于学”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序中讲到了该书特点和价值。他概括该书的特点是：“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甚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16]道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主要特点，即阐述一件史事的结果之前，总要先阐述它的起因；说明一件史事的发生，总要渐次说到它的发展。中间四句，是评价该书在文字表述上的成功。末了两句，是强调该书对历史上治乱存亡的总结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序文一方面指出该书克服了《资治通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的状态，一方面也认为该书是“入《通鉴》之户”的路径，还是肯定了《通鉴》的史学地位。
    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同于以往编年、纪传、典制三种史书各以时间、人物、制度为纲，而是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若干件重大史事的连缀，又会使人们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里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因果关系，以及在更大范围里的影响。这是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发展和深化。此外，这种体裁的基本形式是因事立目，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来容纳诸多史事，使形式和内容更便于协调一致；只要取舍适当，就能使史书内容丰满而形式又不显得臃肿。这两点，是它在历史认识上和历史编纂上的主要特点。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本源自历史本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不能不依据史书所记载的“历史”，这是从客体到主体，再由主体到客体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中国史学以其时代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为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认识文明的传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