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史学向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优秀历史传统
    这个问题是认识传统史学的一个关键。中国传统史学的文献浩如烟海，我只能从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来试图阐述这个问题。
    一部《二十四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历代帝王的“家谱”。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象这样工程浩大的、连续不断的、记载世界东方一个大国的综合体史书，它本身就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观。它所记载的每一个皇朝，或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或是历史发展中漫长历程的一个阶段。人们从《二十四史》中可以看到昏君、奸相、酷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可以看到明君、贤君、循吏、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可以看到“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也可以看到排天之论、无神之说、非君之言的耀眼光辉。《二十四史》中的天文、五行、祥瑞诸志，弥漫着星占、灾异“应验”的神话，却也有大量的科学史资料的记载。它记载了许多平庸的贵族，却也记载了大量的杰出人物。这就是鲁迅曾经说过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对于《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似也不可只看到宋神宗的那篇序，就简单地把它看作是皇帝的教科书。司马光主持撰写《资治通鉴》是希望最高统治者“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这是一部以记载北宋以前政治、军事大事为主，而又兼及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内容的通史，同时又是具有明确的总结“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估量的巨著，其实际价值已超出撰述者的初衷。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作了这样的解释：“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巨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这是把治国、民情、做人各个方面都讲到了。王夫之是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的思想自然带着历史的烙印，但他对《资治通鉴》之价值认识，是耐人寻味的。1777-1783年，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摘译了朱熹根据《资治通鉴》改撰的《通鉴纲目》一书，定名为《中国通史》，共13卷，在法国出版，据现存的当时订购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单，大致可以了解此书在法国流传的地理区域和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西方首次系统地介绍中国通史的知识，《资治通鉴》是创造了条件的。
    所谓“三通”，即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关于典制的通史、社会的通史和文献的通史。这三部各成于一人之手的巨著，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思想，史学的会通思想和经世思想，历史文献的分类思想和评论思想。合而观之，它们构成了反映历史进程中史事、人物、制度、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展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丰富内容和嬗变过程，从而进一步增益了人们的历史智慧。
    《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以外的史书，还多得很，仅从上面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著作来看，传统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是十分值得研究、珍惜的。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家们缺乏合理的知识结构，因而不能致力于宏观的历史研究，只能拘泥于微观的历史研究，其见解自然是极狭隘的。显然，这是对传统史学的极大误解。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从人事到天文、地理和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众多的人物风貌，皆有记述，编年体史书考究纪年，叙事生动，其连类列举之法还可写出不同身份、特点的人物群相，有丰富的记事容量；典制体史书，纵贯古今，旁通多门，论议宏富，旨在经世；纪事本末体史书写出了重大历史事变的始末原委，重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犹如“得其病之源，则得医之方矣”（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即便是考史之书，如《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等，其中也有不少问题或纵论古今、跨越千年，或由此及彼、涉及数代，有的总括时代特点，有的爬梳历史脉络，并非都拘泥于个别史实的考证，也不能片面地判定为只热衷于微观研究。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妨碍人们对传统史学作全面的考察和认识，因而也无从总结传统史学中所蕴含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样，就可能导致一种误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传统上缺乏积极的前提。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会重新陷于片面性而背离研究传统文化的初衷。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研究传统文化，一方面要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克服它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惰力的某些方面；一方面要总结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扬它可能成为历史前进的助力的某些方面。这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工作中两个不可截然分开的方面，而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落实在对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方面，发挥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助力作用。史学包罗万象，故传统史学既有沉重的包袱，又有无价的财富。研究传统史学，当象鲁迅说的那样，只有洗涤那“太厚”的“涂饰”，沙汰那“太多”的“废话”，这才清晰可见“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从上文列举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这些代表性著作来看，传统史学反映出来的优秀历史传统是多方面的，其中，以革新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重视历史智慧三个方面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