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到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论者，“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即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其主要表现是：其一，涌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陈序经、陈受颐、卢观伟、沈昌晔、吕学海、冯恩荣、张佛泉、张熙若等。其二，出现了一批专门的文章和著作。发表了《“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意义》、《全盘西化的辩护》、《趋于“全盘西化”的共同信仰》等文章，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等专著，编纂了《全盘西化言论集》、《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全盘西化言论三集》。这些文章和著作影响了相当一批人。其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并不仅是源于对西方文化的倾慕，并不仅是鉴于对中西文化的浅层次比较，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全盘西化才由几个人的主张，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然而，这样一种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一，30年代的中国兴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1934年2月，蒋介石倡导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要人们以“礼议廉耻”作为生活准则。11月，国民党中常会又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这期间，国民党政要戴季陶、陈立夫相继发表谈话和文章，鼓吹“复古”的合理性。戴季陶强调“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学说均为充实；（注：转引自李新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陈立夫则赞誉传统文化“光芒万丈，无与伦比”。（注：陈立夫《中国文化建设论》，《文化建设月刊》1934年1卷1期，第3页。）与此同时，各地军阀也极尽“复古”之能事。广东最为恶劣，早在1933年，陈济棠就令各学校恢复读经；同时宣扬“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注：天贶《文化论战中的广州》，《华年》1934年3卷12期，第233页。）在这种气氛下，学术界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人在陈立夫办的《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倡导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其用意昭然若揭。一时间，“复古”的空气弥漫了全国。
        第二，日本入侵中国，加重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行了改订条约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外国势力仍然严重束缚着中国的发展。旧患未除，新患又起，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得寸进尺，1932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侵占热河，1935年又染指华北。这样，救亡的主题再一次突显在中国人民面前。
        第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20世纪以来，连年的战争使中国几乎没有进行建设的机会。南京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它坚持以发展官僚经济为主，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忽视农村的严重问题，由此使人民生活不但没有任何改善，而且每况愈下。生存问题，成为30年代中国的最大社会问题。
        “全盘西化”思潮，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兴起的。由于广州的“复古”开始得较早，因此，这股思潮最初以中西文化论战的形式出现于广州。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后，又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这样，由论战缘起，在全国就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作为“本位文化建设”对立面、作为挽救民族危机及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全盘西化”思潮。
        三
        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全盘西化”思潮，其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持论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由对它进行了论证，即使在观点表达上也形形色色，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胡适策略上的“全盘西化”。尽管胡适不是“全盘西化”论的首创者，但他仍可以算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所谓的“全盘”，是“充分”、“尽量”、“全力”、“一心一意”、“死心塌地”（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142号；《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21日；《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1935年160号；《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的意思。这种主张主要有四个理由：第一，他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第16页。）第二，认为由于在“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145号，第6页。）因此，所谓取长舍短是根本办不到的，不可能有什么用来取舍的“科学方法”。第三，是他关于模仿与创造的原理。他认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第16页。）所以，“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145号，第7页。）第四，是他的文化惰性论。胡适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版，第138页。）是有惰性的，“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这种“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145号，第7页。）一个民族即使尽全力、一心一意去学习他民族的文化，那么到头来本民族的文化也是不会完全失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