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胡适的“全盘西化”是一种态度、一种策略，是鉴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的道理。那么在客观上，“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142号，第24页。）由于胡适的社会影响较大，也由于后来在名词上把“全盘西化”改成了“充分世界化”，比较易于接受，所以，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有为数不少的支持者。
        （二）陈序经彻底的“全盘西化”。陈序经所谓的“全盘”，“既可以当作弹性解释，也可以当作硬性解释”，所谓硬性解释，就是全盘含有100%的意思；所谓弹性解释，是在99%或95%的情形下，还可以叫做“全盘”。（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陈序经所谓的“西化”，“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到他人来化我们……须知所谓西化，是要像放入自己的肚子，而能起了消化的作用。照搬的运过来，只能叫做运，不能叫做化，运过来而不能化，其危险也许还要甚于不运，正像食了东西若不消化，就会生病，就会致命。”（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下）》，《岭南学报》1936年5卷3、4期合刊，第80页。）陈序经所谓的“全盘西化”，是“在消极方面，扫除固有而不适时境的文化；在积极方面，努力于彻底西化之途”，（注：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出版，第103页。）“全盘西化在根本上是要把西洋创造文化的精神吸取过来。有了这种精神，当然不只是能创造人家所能创造的文化，而且可以创造新文化。所以，全盘西化就含有创造新文化的意义”。（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主要来源于他的一套文化学理论，即“文化圈围”理论（注：参见张太原《陈序经的“文化圈围”理论》，即将于《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刊出。）、“文化演进”理论（注：参见张太原《略论陈序经的“文化演进”理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45-50页。）和文化“一致与和谐”理论。（注：参见张太原《陈序经的文化“一致与和谐”理论》，《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第72-78页。）这三种理论在陈序经“全盘西化”观的理论根基中，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
        “文化圈围”理论，实质上就是文化整体论。文化作为“人类为生活努力”的结果和工具，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即使为研究的便利而分成若干方面，它们也是密切联系而相互影响的。因此，对西方文化不采纳则已，要采纳就必须全盘采纳。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全盘”问题，证明文化折衷的路走不通。“文化演进”理论，实质上就是文化进化论。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品，是按一定原则不断进步的，进步又是分为层累的，大致是由宗教时期→政治时期→经济时期→伦理时期。由于西方文化每个方面都比中国文化进步快，并且所处的“层累”也比中国高，因此，中国在每个方面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西化”问题，证明固守传统和复古的路也走不通。既然两种路都走不通，那么什么样的道路才可行呢？“一致与和谐”理论，便揭示了中国文化出路的必然趋向。这个理论指出，两种高低不同的文化接触以后，其结果必然是趋于低者被高者代替的“一致”。在陈序经看来，东西文化一低一高，它们既已接触，从发展趋势来看，东方文化必然逐渐成为陈迹，西方文化必然逐渐伸张为共有，而“全盘西化”正好符合这一趋势。“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向彻底西化的途径。”（注：陈序经《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吕学海编《全盘西化言论集》，岭南大学青年会1934年出版，第105页。）
        陈序经的这种“全盘西化”论，是“全盘西化”思潮中最极端的一种。但是，当时也有相当一批人附和这种观点，如陈受颐、卢观伟、沈昌晔、吕学海、冯恩荣等，他们各自也都有文章发表。
        （三）张佛泉和张熙若的接近“全盘西化”。张佛泉认为，“在基本文化单位方面是无所谓长短的，如果我们以西方社会为理想，我们便必须对这些单位全盘接受。”（注：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1935年12卷12期，第2页。）不过，他所说的全盘接受是指“根本上和实质上”的。“我所主张的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或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有许多皮相与枝节问题，如是打桥牌好，还是打麻将好，我以为可以不专去讨论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改造我们的头脑，要将中式的头脑换上一西式的头脑。由一个《论语》式的头脑换上一个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同时我们有许多基本观念传入我们的脑筋如此之深，它们已成了刻入而固定的条纹、沟渠。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已整个被这些沟渠给限制住，我们不动则已，一动便滚入这些沟里去。我们若不彻底从根上改造，我们是永远也逃不开那些陈旧却很有力的窠臼的。……我深信从根本上西化才是我们民族的出路。”（注：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1935年12卷12期，第7-8页。）
        张熙若则主张中国应该“大部西化”，“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注：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报》1935年12卷23期，第9页。）
        以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中的几种代表性主张，尽管论者在使用词语上有所不同，在具体观点上也不尽一致，甚至互相指责，但是它们在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反对折衷调和，都主张中国应该以西方为绝对标准，来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