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正是“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产生的，显然，它也具有“相当之价值”。
        首先，它是对复古思潮的反动，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评价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应该把它和8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分开，应该历史地去认识。在30年代，相对于复古思潮，“全盘西化”思潮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趋向。复古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不同的，复古者盲目地要恢复传统文化，特别是企图利用旧有的、人们所习惯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文化保守主义者是理性地试图从传统中发掘走向现代的资源。30年代，由国民党政府和各地军阀倡导的“读经祀孔”，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复古行为；“本位文化建设”的宣言是文化界对国民党复古倾向的附和，《宣言》首次在陈立夫办的刊物上发表，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全盘西化”思潮正是作为“本位文化建设”的对立面出现的。如果说近代文化的实际发展是由合力来推进的，那么“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无疑是作为向前的积极有益的一种张力来参与其中的，尽管这种张力有所偏颇，但是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为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创新担当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正处于低谷，马克思主义者无暇顾及“本位文化”的倒退倾向。因此，“全盘西化”论者便充当了反对这种逆流的主要力量。从要反对的对象来说，“全盘西化”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致的；从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说，“全盘西化”思潮消解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也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而且，一些“全盘西化”论者把马克思主义也看作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尽管他们所要“全盘”的着眼点还是资本主义，但也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某种向往。（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二）》，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这种思想认识致使一些人在1949年的去留问题上，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大陆，并表现出服务社会主义的热情，如陈序经等。
        其次，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希图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其着眼点是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想潮流是以“破”为主，其着眼点是猛烈批判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那么，五四之后的激进主义思想潮流则以“立”为主，其着眼点是强烈要求全面输入西方的先进文化。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潮流又分为两支：一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一是“全盘西化”思潮。前者以革命的形式而不断取得胜利，形成一股激进的现实斗争力量；后者以论战的形式而不断扩大影响，形成一股激进的思想斗争力量。两者的态度都是鲜明的、坚决的、彻底的、急切的，其出发点都是要改造当时问题重重的中国社会，其目标都是要把中国变成世界上的一个强国，（注：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下）》，《岭南学报》1936年5卷3、4期合刊，第107页。）因此可以说，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当时中国人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同一愿望。
        然而，这样一种思潮毕竟不是当时最进步的思想趋向，因为当时已经兴起了马克思主义运动。换一个角度来看，它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以西洋文化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准和目标，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由于东方文化在与西洋文化的交锋中处于劣势的地位，致使一些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以西洋文化为价值标准的思想倾向，“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05-1911年间已深深地根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诚然，西方是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一个样板，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向西方学习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并且这种学习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而应是全面的、系统的。但是西方并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更高意义上的标准和目标。如果中国仅仅是以西方为理想和目标，那必然会从一种困境走向另一种困境。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是不能彻底抛弃传统的。一方面，学习别国的东西，需要传统的嫁接和支持，如果没有经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学来的东西是不会入地生根的，对此，林毓生曾说过：“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另一方面，传统中也存在着可供现代社会利用的资源。如果完全背弃了传统，就会缺乏后劲和原动力，就会陷入形式主义。
        其二，仅局限于文化讨论领域，没有形成和找到实践这一主张的现实力量。一方面，作为社会现实的批评者，“全盘西化”论者明显地表达了对当政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又强烈希望当政者能够改弦易辙，采纳他们的主张。他们试图通过舆论宣传和文化论战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其主张，从而使社会按照他们设计的轨道即全盘西化的道路前进。除此之外，“全盘西化”论者根据程度不相等的文化接触后发生的“规律”，认为“全盘西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在趋于“全盘西化”。既然如此，在他们看来，中国实现“全盘西化”，随着时间的发展，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这只是他们的一种主观幻想。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习惯势力的深厚，尽管近代中国在形式上变化异常迅速，但是中国人头脑中深层次的思维模式却始终没有经过理性的洗礼而达到自觉；“全盘西化”论者也没有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武力决定着一种改造方案的命运，在武力的争斗面前，即使怎样美好和妥当的方案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尚且“全盘西化”这一方案本身还有许多问题。因此，“全盘西化”仅是作为一种文化主张或理论形态为一批人所宣扬，它从来都没有在中国真正地实行过。即使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也只是昙花一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也就“渐至于衰熄”了。
        3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形势是十分复杂的，这种特殊形势造就了“全盘西化”思潮的生存空间，并使它能够兴盛一时。然而，即使在30年代，这一思潮的实际社会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它既没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也没有形成一股能够产生实际作用的现实力量。林毓生说，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传统文化中深层次的东西，无论是优秀的，还是劣质的，都从未中断过，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环境的作用，不同的一面在起着主要作用。中国现代化的迟滞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外，主要不在于传统的断裂和“全盘西化”的提倡，而主要在于当政者以武力作为维护政权的手段，反对力量又不得不以武力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结果使中国常常处于战争的旋涡，而没有获得能够完全投入建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