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奈良、平安时代，政治、文化诸方面一切以唐朝为范本，却惟独没有引进科举制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文史知识》1995年第7 期发表萧瑞峰的《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一文，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萧文根据日本汉诗，考证出日本曾举行过进士科考试，进而认为日本曾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引进并移植过科举制度。无独有偶，笔者近日翻阅《唐文续拾》（清·陆心源编），发现其中收录的日人菅原道真的几篇汉文，也能证明日本曾实行过科举制度，可以与萧文相补充。另外，萧文中的某些具体观点，笔者认为也还可以讨论。
    一、菅原道真的汉文证明日本实行过科举制度
    1.《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
    右《考课令》曰：“凡秀才试方略策二条。”谨案此令，问条有限，征事无期。仍天长以往，一问之中，多者四事，少者三事，尤少者每问载一事，才足于二问。通而计之，遂留二事。承和以来，二条之内，少则十二义，多则十六义，至多则一句含数义，犹谓之一征。分以言之，已及三十义。后文前质，理固虽然；陈力展材，何无程里？请立新制，将劝后贤。（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2.《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
    右《考课令》曰：“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不第。”谨案，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文辞差鄙、义理共滞，所谓不第也。又检前例，文辞虽非绮靡，披读颇无大害，义理虽非全通，所对才及半分者，谓之文理粗通。文辞虽有可观，义理不及半日，则令条前例，共无可欺。唯至上中之文平理平、上下之文理共平，偏案令文，难可会释，更据前例，又无准的。请详释令条，明立流例，不令详定之官有所迷谬。
    以前条事如件，臣某职忝铨衡，官兼贡举，谓试评判，苟居其任。况秀才者，国家之所重。策试之道，不敢为轻。至件三事，迷途未辨，伏请处分。谨奏，元庆七年六月三日。
    据以上两文，当时日本通过“策问”的方式来录取秀才，对策成绩分为五等，前四等合格，第五等“不第”，又有“职忝铨衡，官兼贡举，谓试评判”之官来负责这项工作。这就说明日本确实实行过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材的制度也就是科举制度。
    二、与萧文的几点不同看法
    1.关于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时间
    萧文认为，日本只在平安时代实行过科举制：“由这些汉诗作品，又似乎可以推导出在日本平安时代曾一度移植过科举制度的结论”，“日本平安时代曾举行过进士考试”，“研究菅原道真的这些汉诗作品，我们是否可以以此为依据，肯定日本平安时代曾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引进并移植过科举制度的呢？”笔者认为，日本不独在平安时代，而且在平安时代以前的奈良时代也实行过科举制度。据萧文所引安世良峰《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云“又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今专曰秀才生，恐应科者稀矣，望俊士永从停废，秀才生复旧号，选文章生，依天平格。”天平是日本圣武天皇的年号，天平年间为公元729年至748年，这正是日本学习唐朝文化最为积极的时期。我们既然承认安世良峰此文讲的是日本实行科举制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那么安世良峰呼吁处理这些事情时依照天平格即天平年间的规定执行，是不是已经说明天平年间也就是奈良时代就已经实行了科举制度呢？
    2.关于日本科举制度与唐朝科举制度的差别
    萧文认为日本的科举制度与唐朝差别很大：“翻检有关文献，我们又不难发现，日本平安时代的‘科举’，毕竟与中国唐代的科举有很大不同：不独开设的科目很少，而且应试者似乎限于‘大学寮’的生员。”笔者认为，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采用唐朝的做法，两者并无多大差别。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说明两者的相同之处。
    （1）开设科目大致相同。
    唐朝：《旧唐书·职官志》：“凡举试之制……其科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须精究理实，而升为第。”
    日本：《唐文续拾》载菅原道真《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云“右谨检大学诸道博士，明经之学，所习惟大，故官无暂旷，五人全备。算、明法、书、音等生徒虽少，常补二员。文章则学业非小于明经，博士犹同于书、算，非唯乏少，又阙一员。某天性之暗，人人难堪。方今硕学成列，既有其人，伏望被补件阙，共济杂务。……”由此可知，日本的大学（国家最高学府），设立文章、明经、明法、书、算、音等专业（道）。那么，这些专业的学生学成以后出路何在呢？安世良峰《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云：“又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这就是说，文章专业的优秀学生即文章得业生参加秀才、进士二科的考试。那么其它专业的学生呢？依理，同是大学生，文章专业的学生有秀才、进士二科供其报考，明经、明法、书、算、音等专业的学生也肯定有供他们报考的相应科目（唐朝制度就是如此，与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科相对应，国子监下设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学生报考秀才、进士、明经三科，律、书、算三学学生分别报考明法、书、算三科。），我们姑且以其专业名代表其相应科目（这些专业的专门性很强，因而其专业名称与科目名称应相去不远，甚至完全相同），这样，日本所设的科举就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书、算、音等七科，唐朝的六种科目日本全有，而且还多了一种音科。由此可见两国的科举科目大致相同。萧文说日本科举开设科目很少，似乎是认为只有秀才、进士二科，可能是萧先生把文章生当作大学生员的全部了。事实上，《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只谈到文章生的招收与贡举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其它专业的学生。
    （2）考试内容大致相同。
    以秀才科为例，唐朝“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新唐书·选举志》）。日本则是“凡秀才试方略策二条”（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可见两国秀才科的考试内容都是方略策即时政作文，所不同者是唐朝考五道，日本考两条，数量不同而已。
    （3）录取等级完全相同。
    仍以秀才科为例，唐朝“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新唐书·选举志》）。日本“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不第”（菅原道真《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可见两国的录取等级完全相同。
    （4）秀才科同为两国科举诸科中最为难考的科目。
    唐代科举诸科中，秀才科以难考着称，每次录取名额一般只有一人（进士科二十五人左右），而且还不是每年都开考。因为难考，有时竟出现无人报考的情况，所以此科后来干脆就取消了。《旧唐书·职官志》云：“一曰秀才，试方略策五条，此科取人稍峻，贞观以后遂绝。”（这段记载与史实略有出入，有材料表明，至少在武则天时期，秀才科仍在开考并有人及第。）正因为难考，所以秀才科及第后的初授官阶要高于其它科目及第者。《旧唐书·职官志》：“诸秀才出身，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九品上。明经出身，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从九品上。进士、明法出身，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
    在日本，秀才科也同样难考。安世良峰《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云：“又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今专曰秀才生，恐应科者稀矣！”可见秀才科比进士科，考试内容要难，应试者所须具备之才学要深。所以菅原道真在《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中说：“况秀才者，国家之所重，策试之道，不敢为轻。”
    这就说明，不论唐朝还是日本，秀才科都是难考的科目。
    由以上四点，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所实行的科举制，与唐朝并无多大的不同，几乎就是照搬。
    3.关于参加省试考生之资格
    萧文认为，在安世良峰上《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时也就是公元九世纪初期，日本“只有照文、崇文两馆的生员有资格参加省试，而要进入照文、崇文两馆学习，又必须是‘三品以上子孙’”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符合安文原意。安世良峰原文摘录如下：
    太政官去十一年十五日符偁：“案唐式，照文、崇文两馆学生，取三品以上子孙，不选凡流。今须文章生者取良家子弟，寮试诗若赋补之。选生中稍进者，省更复试。……显然，萧文在理解这段话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认为照文、崇文两馆是日本的学馆，两馆学生取三品以上子孙是日本的规定。二是把两馆学生同文章生混为一谈，认为文章生取良家子弟同照文、崇文两馆学生取三品以上子孙是一回事。
    分析一下安文中的这段文字就不难发现，它讲的是文章生的招收与去向问题。前面讨论日本所设科举科目时，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大学分文章、明经、明法等若干专业，文章生即大学文章专业的学生，它与照文、崇文两馆学生显然不是一回事。日本的大学已经分为若干专业（道），不可能其中再设两个学馆。所以，参加省试（省更复试）者是大学中的文章生，不是照文、崇文的生员。
    至于照文、崇文两馆取三品以上子孙，确有其事，但这是唐朝的规定，不是日本的制度。就是说，安文中的照文、崇文两馆是唐朝的学馆。《新唐书·选举志》：
    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亮案：中书、黄门侍郎原为四品官，但在安世良峰时代，早已改为三品。）弘文馆又名昭文馆。《旧唐书·职官志》：
    武德初置修文馆，后改为弘文馆，后避太子讳，改曰昭文馆，开元七年，复为弘文馆。
    昭与照，形、音、义均相近或相关，在抄写或雕版时极容易搞混。我认为安文中的照文、崇文两馆就是唐朝的弘文（昭文）、崇文两馆。事实上，安文中的“案唐式”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若照文、崇文为日本学馆，“唐式”二字就无从谈起了。而且，当时日本官员的品秩，称位而不称品，如菅原道真是从五位上。因此“三品以上子孙”云云只能是唐朝的制度。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安世良峰《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一文中所引用的太政官的那段话作出如下解释：根据唐朝规定，照文（昭文）、崇文两馆学生只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日本的大学录取文章生，也要参照这一标准，从良家子弟中招生。先由大学寮通过考试诗赋的方法来录取，然后再送文章生中的优秀者（稍进者）参加省试。就是说，太政官主张参加省试者必须是从良家子弟中招收的大学文章生。萧文说“只有照文、崇文两馆的生员有资格参加省试，而要进入照文、崇文两馆学习，又必须是‘三品以上子孙’。”不符合实际情况。
    实际上，萧文已经讲过“日本……而且应试者似乎限于‘大学寮’的生员。”这一说法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后面由于把照文、崇文两馆当成是日本的学馆，所以才对应试者的身份又作出了错误判断，以至于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日本在奈良、平安时代，不仅引进了唐朝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引进过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不仅是引进了科举制度，而且实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基本制度也与唐朝相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