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尽，冷战的帷幕就在东西方之间徐徐拉开，美苏抗衡成为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主体特征。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它以军事实力作为遏制苏联的首要手段。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面临从世界权力顶峰到相对削弱的转折时期，过去的强硬遏制战略已难以奏效。到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为了有效地与苏联抗衡，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缓和战略。本文试图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后，重新评价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 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 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 册，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 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 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 和平的关系”。 （注：Michael Roskin and NicholasBerry, "IR: AnIntroductio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entice-Hall Inc,1990,p.137。 ）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