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模式比较(4)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上,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邓小平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比较快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和经营机制的逐步转换,多种经济成份参与的流通体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物资、劳力、资金、技术、信息在城乡市场的流动,初步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和活力。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推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样,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就不断地推动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产生新的认识。在这期间,邓小平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逐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维。从1979年到1992年的十多年间,邓小平12次提出了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最后得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这种认识的新飞跃,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认识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突破了大一统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第二阶段,是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三阶段,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突破了把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的性质划等号的传统观念。在此基础上,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作用,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种主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等不足,但同主要由国家自上而下分配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更能合理配置,因而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形式。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体制及其运行过程来看,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无二致。但是,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转的,因而在许多方面又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中国在当前的一个艰苦任务,就是要尽快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随着这种结合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将能得到又快又好的发展,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未来的实践可能会表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转变的方法、时间的早晚上会有差别,但都会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在国家机构上,是建立趋向民主的有权威的分权型国家机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也面临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种矛盾的选择,这种矛盾是,现代化在国家版权权力方面的本质要求是建立民主政治,而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又要充分发挥国家政权在组织和推进现代化中的作用,并为现代化提供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前者要求的是政治民主,而且民主进程越快越好,民主程度越高越好;而后者要求的是政治高效,即要求国家政权有较高的权威,能有效地组织现代化并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在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要求过急过快的民主化进程可能会损害社会的有序运转,从而损害现代化本身。这样,两者之间就存在一种矛盾,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时就面临一种两难选择,对于强调某一方面,可能就会损害另一方面,但也不能不选择。现在世界上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行政单位中,大致实行着三种政治制度:第一种是仍然实行着传统君主制度,君主有很大的权力,这样的国家约有20来个,如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汤加、约旦等国。第二种是实行表面上的民主体制,在政权建设上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或英国式的议会制,声称权力来自于人民,人人平等。这样的国家居多数,如印度、菲律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政权是新权威主义政权,这种政权的特点是政治权力相对集中于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政治强人,通过强有力的政党或政治强人来推进现代化,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优先发展经济,以经济发展带动和促进政治民主,如经济起飞阶段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墨西哥、巴西等,都大致属于这种类型。中国属于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但由于各种条件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制约,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离真正的民主化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样,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邓小平的总的思路是,建立一个趋向民主的有权威的国家政权。在这个大思路中,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是要趋向民主,二是要有权威。趋向民主是我国国家机构建设的方向,有权威是指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能有效地组织现代化并能提供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地位,邓小平有比毛泽东更深刻的认识。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4](P168)这句话不长,但切中要害: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命运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在邓小平那里,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内在属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保证。民主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这种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一定要走民主之路,民主是我国政治建设的灵魂和核心。尽管民主政治建设这样重要,但邓小平并不抽象地强调民主的程度和进度。邓小平认为,政治民主固然重要,但推进经济发展也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并且政治民主的实现程度从根本上来说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样,邓小平就不是抽象地要求民主,而是将政治民主建设与整个国家的建设特别是经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认为,评价政治发展状况,不能仅仅只看政治发展本身,关键要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P213)他还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3](P244)基于民主建设要与整个国家的建设联系起来的辩证思考,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3](P284-285)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就能对邓小平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总体思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既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要求民主的进程不能影响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能保证国家政局稳定和有效组织经济发展的政权只能是一个有权威的政权。而这样的有权威的政权,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就是要求共产党有权威,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有权威。而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为我们描绘的这条民主之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之路。按这条路子推进民主化进设,就能找到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真正使民主的推进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是顾此失彼,相互损害。 邓小平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模式上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在运行机制模式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模式上是趋向民主的有权威的民主政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和结合,便构成了邓小平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模式。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而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模式,是一种在经济发展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虽然也继承了孙中山、毛泽东现代化模式的合理内核,但又区别于孙中山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完全同于毛泽东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而是在这两种模式之外的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按照这种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就一定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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