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国家和民族，数千年来，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间的磨擦、争战，阶级间矛盾斗争以至战争的大风大浪，但是分裂和争战是短暂的，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基本的、永久的。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牢固的统一和团结的纽带是什么？强大的凝聚力来自何方？可以无可置疑地回答：来自中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
    中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融合同化的结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中华大一统思想文化确立的标志。但汉代确定独尊的“儒术”，已不是孔子初创时的儒术，而是以孔子儒学为核心，以齐、鲁之学为主体吸纳诸子百家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学”。可以说，它是齐、鲁文化融汇整合的产物。
    一、齐、鲁文化的融合
    “齐、鲁文化”本是齐、鲁两国文化的合称，后来随着夷夏民族的融合和人文同化，两国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为有别于中原、三晋、燕赵、荆楚、吴越、巴蜀等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
    齐、鲁是先秦时期今山东地区的两个文明古国，受封于西周初年，灭亡于战国之末，前后800余年。在这800年中，两国文化经过了同源、分流、融合的发展过程。齐、鲁两国文化同源，是因为两国同为周王室所封，都封在中国东部今山东地区古东夷故地。地缘相邻，互为亲戚，文化上，都是以周文化为指导，以商文化和土著东夷文化为基础的。但是，既为两国，就有差异。如族系不同，国情不同，环境有异，采取的建国方针政策不同等，故文化也就分流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特点（注：参见拙著《齐鲁文化》（华艺出版社1997年）和拙文《齐鲁文化发展论略》（《文史哲》1995年第3期）。）。
    但是，文化的分化是历史的必然，融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同社会政治一样，中国古代，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政治上合而分，分而合，已成一条历史定律。在齐、鲁两国800年的历史过程中， 开始，两国一统于周天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注：《论语·季氏》）。而自平王东迁，西周灭亡，周室衰微，王纲坠地。周王失去了权威，礼乐失去约束力量，诸侯国各自为政，四分五裂；大国争霸竞雄，互相攻伐，天下大乱。但是，物极必反，分裂是统一的前奏，大乱是大治的序曲。新旧制度交替，必然经过斗争，新制度战胜旧制度之后，必然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天下大治。
    国家由谁来统一？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大国都有统一天下的欲望。大国争霸竞雄的纷乱局面当中，却已涌动着统一的暗流。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天下人民的强烈要求。
    思想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但是，社会运动，舆论先行。由于“诸侯异政”、“士无定主”，为造统一的舆论，学术思想也和政治一样，出现了大分化。所谓百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这种大辩论、大争鸣，一方面是学术分化，形成许多新的学派；另一方面是学派间通过辩论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渐趋融合，因为百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诸子百家、齐鲁文化就是在大辩论、大分化中走向融合统一的。至战国末年，经过齐稷下百家争鸣，许多学派都得到了改造和创新，结果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用胡适话说是“大混合”的“杂家”了。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说：
    战国晚期以后，思想多倾向于混合。法家是一个大混合，阴阳家也是一个大混合，道家是一个更伟大的混合。汉朝的儒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附录，第279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稷下学宫就像大熔炉，争鸣辩论就像粉碎机和搅拌机。旧的学派儒、道、墨、名、法等家，经过争鸣辩论，被粉碎搅拌装入熔炉熔炼形成许多新的学派。如黄老道家、阴阳家等，就是战国稷下的产物，是齐学的新产品，用司马谈的话说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形成的。墨家阴阳家和法家本出自儒家，但都各引一端，成为新派了。就是儒、墨两家这种产自鲁国的鲁学代表，在齐稷下也被齐化了。如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堪称是齐、鲁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他不仅集儒学之大成，而且集诸子学之大成。因此，他既是儒学大师，又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稷下学者，既可代表鲁学，也可代表齐学，既为法家韩非、李斯的老师，又极具黄老道家色彩，难怪有人说他是“稷下道家代表”（注：赵吉惠《论荀子是稷下道家代表》（载《齐文化纵论》，华龄出版社1993年版））了。由稷下学术争鸣的结果，不难看出战国末年齐鲁文化融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