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帝国对一统思想文化的选择
    经过战国二三百年的理论准备，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终于灭六国，扫六合，成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皇帝）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大帝国，结束了春秋以来数百年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但是帝国的建立仅仅是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统一帝国的巩固发展，还要做很多很复杂的工作。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考虑到这个问题，为帝国的巩固做了许多统一的工作。如废分封，立郡县，集权于皇帝一人；“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但在一统思想文化的选择上却没有把准（也不可能把准，因为能成为一统思想文化的儒学尚未整合形成）。秦用法家思想指导统一天下，惯性使他在短时期难改一任法术的定势。尽管他把文化选择倾向于齐鲁诸子：设博士，招齐鲁儒生七十余人，备问封禅诸事；任用燕齐方士，为其寻找仙药；用阴阳学说，“推终始五德之传”（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为秦代周，改正朔，易服色，确立理论依据。诚如胡适所说：“前三世纪的晚期，秦始皇征服了六国，而齐学征服了秦始皇。五德终始之说成了帝国新制度的基础理论；求神仙，求奇药，封禅祠祀，候星气，都成了新帝国的大事业。”（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32 页。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想用这些思想理论来巩固统一以享万世之安是不可能的。儒学与法术对立，不可能为一任法术的秦始皇喜欢，博士备问而已。方术神仙之说本出荒诞虚无，只能以大骗局告终，并引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文字冤狱--“焚书坑儒”，连累四百多儒生被坑。关于“五德终始”学说，既可帮助秦人代周，也可帮助别人代秦。这个思想显然不是巩固统一长久的基础理论。而法家偏执一端，其讲耕战，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实为有力，而其少情寡思、严刑苛罚，人不堪受，用于治国，只能收短期之效，总难长久。
    汉兴代秦，再次统一之后，一方面接受了秦朝统一的经验，继承了秦朝建制上的成果，即“汉承秦制”。另一方面，汉初接受了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在思想文化的选择上作了数十年的努力，以至曲折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了儒术的统治地位。
    一个时期统治思想的选择，与统治者的好恶不无关系，但主要是形势使然。汉初的统治思想选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汉高祖刘邦时期。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多数出身微贱，文化素质较差，因于用武力争得天下，崇尚武力，承秦之制，任用法家，对文化不够重视，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尤其对儒生简直说是厌恶。刘邦的“安事《诗》《书》”之说，“骂儒生”，“溺儒冠”之行为（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足见刘邦一伙当初对儒生和文化的厌恶与排斥。后来经过叔孙通和陆贾的劝说、告诫和论证，刘邦终于懂得了“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以及“打天下须用武力，治天下必以仁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的道理，又尝到叔孙通为之定朝仪后“为皇帝之贵”的甜头，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重用儒生，重视文化，“喟然叹兴学”，并亲自到曲阜去祭拜孔子。但是，形势不允许，因为“尚有干戈”，天下还不安定，故“未遐皇庠序之事”（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再说，儒术作为一统思想文化的准备亦未成熟。故而刘邦之后，吕后、孝惠、文、景之世，也只能顺势而为，选择黄老道学为指导思想。
    刘邦死后的汉初形势，是承秦之敝，民失作业，经济凋敝，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政治上，内忧（诸吕与藩王之乱）外患（匈奴侵扰），人民离苦，亟待休养生息。而此时汉室统治集团的关键人物丞相曹参、陈平等习黄老之术，主张“虚静为本，因循为用”，再说，揽权的吕太后不愿丞相等有为。黄老之学既适合吕太后胃口，也适合当时的形势要求，于是便被汉初统治者用为“无为”的统治之术，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造就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文景盛世”。因此，道学盛极一时。直到汉武帝初年，上有窦太后用事，下有文人侯王鼓吹。他们极力以道绌儒，贬斥他家，把道学说成是荟萃众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至善学说，是“能究万物之情”、“为万物之主”，是“道之常”、“君之纲”、“合大道”的最佳理论（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谁要是贬道崇儒，就有被杀的危险。景帝时辕固生说了句《老子》书是“家人言耳”，竟惹怒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命辕固生去刺野猪。“属明儒术”的赵绾、王臧得到汉武帝信用，与“议明堂事”，不悦儒术的太皇窦太后便找个过错，令武帝把二人下狱治罪，逼得二人自杀（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但是，至汉武帝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道学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园，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统治阶级的俭约之风不见了，“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汉武帝，不再像文、景之帝那样“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了。他雄才伟略，好大喜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黄老道学已与武帝思想也与历史发展趋势相逆相悖，成了“有为”政治的障碍了。积极入世主张“有为”的儒术便应运而兴，成为汉武帝的首选。同时儒术自孔子创始，经孟、荀润色改造，稷下融合齐化，又经汉儒整合，更加完备、灵活、适用，完全具备了作为一统中华文化思想的条件。“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就顺理成章；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定为国策，便瓜熟蒂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