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对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敦煌学的兴起和繁盛无疑是一意义重大的事件。从最初的翻印域外所藏敦煌卷子，到对敦煌文献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从“敦煌学在国外”到敦煌学在中国，其间的沧桑变化和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此付出的心血，都值得我们回顾与感激。回顾敦煌学所走过的历程，其发展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大体为20世纪初的两个十年；发展阶段，为三四十年代；深入阶段，为五六十年代；繁盛阶段，从80年代初期一直至世纪末。
    一、萌芽阶段
    本阶段始于20世纪初年。此时，敦煌学还处于萌芽期，其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还未见端倪，学者的工作以对个别卷子的影写、考校为主，这时虽然还停留在文本的整理与个案研究上，但对未来敦煌研究的方向和途径已经有所确定，特别是此时主要的研究者都是学贯中西、识见非凡的大家，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刘复等，其工作为敦煌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是在1900年5月，在藏经洞差不多封闭九百年后，道士王圆籙无意中发现了敦煌遗书的秘密。1905年至1915年的十年中，俄国的奥勃罗切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人，先后对其进行了掠夺。尽管在发现之初，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即关注之，并在《语石》（1909年初刊）中有所著录，但直到1909年伯希和携部分敦煌遗书至北京时，蒋斧、罗振玉等人才知道有敦煌遗书的存在。在他们的呼吁和努力下，国人对敦煌遗书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才真正开始。在早期研究敦煌遗书的学者中，罗振玉的地位最为突出。1908年8月他即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发见之原始》，记录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对个别遗书作简要说明，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此文也可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文章，揭开了中国敦煌研究的序幕。1909年他又与蒋斧编刊《敦煌石室遗书》，搜集敦煌遗书11种，大部分为地理、宗教文献，其中如《摩尼经残卷》、《景教三威蒙度赞》，其发表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展开。此后又刊行《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敦煌零拾》（1924年）等，前后辑录敦煌遗书70余种。特别是后二书，前者辑录四部文献30种，对传统四部书的校刊具有重要意义，开后来敦煌遗书分类编纂的先河。后者收录文学作品13种，是敦煌学史上首部专收文学类作品的文章。罗氏为敦煌文献作了60余篇序跋，比勘写本与传本，考定其来源、流传、时代、版式，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与其风格相似还有刘师培。刘氏1910年于《国粹学报》第7卷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对敦煌遗书中的四部书写本作比勘说明，所言多精审处，是早期敦煌研究的重要著作。罗氏之外，本期也多有敦煌遗书的编刊。罗福葆1924年《沙州文录补》，收敦煌遗书55种，主要为社会经济类文书，为研究唐宋社会经济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扩大了辑佚范围和研究领域。刘复《敦煌缀琐》（1925年）一书，辑录巴黎图书馆藏伯希和掠去的敦煌遗书104件，分小说、艺术、宗教等17类，所收文献已逸出四部范围，数量与类别上超过了同类著作，是本期辑录工作的一次总结，为开辟研究新领域打下基础，开从国外抄录、翻拍敦煌遗书的先河。
    与罗、刘二人相比，王国维、陈寅恪等的敦煌研究更具学术价值。王国维研究的范围主要还是四部书，其研究不拘于考据，综合利用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文史结合，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如《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简单而精要地评介了十余种俗文学作品，如韦庄《秦妇吟》、《季布歌》。这是第一篇对敦煌文学作系统介绍、评说的论文，也是敦煌学史上第一篇研究敦煌文学的专作。陈寅恪善于利用多种知识和方法，对涉及多个学科的一些悬而未决或被忽略的重大问题，作开拓性研究。《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中，探究罗振玉藏敦煌写本佛曲三种的第三种的本源为《杂宝藏经》中伏陀羡王缘有相夫人生天事，推断佛曲为近世弹词之源。他的《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也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总结出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敦煌研究开拓了对敦煌遗书中的佛经、道经的研究工作，从文化史角度出发与多门学科联系，具有示范性，推动了敦煌研究的全面展开。
    本期敦煌文学研究渐见规模。向达《论唐代佛曲》（1929年）一文，纠正了把变文和佛曲混同的谬误，作了辨名和考订。郑振铎1929年发表《词的启源》、《敦煌的俗文学》，前文以敦煌曲子为据，辩驳了“词为诗之余”的传统说法。后文肯定了敦煌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上的重要意义，重点分析了“俗文”（讲经文）与“变文”的区别，及其对后世的宝卷、小说的影响。两文最早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敦煌文献，确立了变文的概念。其开创性和系统性对学界启发甚大，某些结论一直影响了敦煌文学，特别是变文研究的发展。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也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作了论述，首次考订了四个残卷的王梵志诗，对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意义重大。在敦煌史地方面，重要论著如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补唐书张议潮传》（1913年-1926年）。前文对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间、统治范围、卒嗣世次作论述。后文则详细论述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恢复河西、归顺中原的经过与传承世系，填补了史籍空白，对晚唐五代社会历史和西北史地研究意义重大。王国维的《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两文也对归义军史作了探讨。本期也对敦煌文献中的宗教文献作了研究。蒋斧就P.3884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对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作了探讨。这些论作在宗教研究中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空白。在法制文献、地理文献、社会经济文献方面，研究工作也已开始，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以罗振玉、王国维等为代表的国学大家。